1月中旬，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公开宣布，乌军即将发起新一轮进攻行动。这一表态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在多个月战略被动之后的一次刻意反转。他指出：“战略防御虽必要，但仅靠防守无法赢得胜利。我们将发起进攻，为掌握战役主动权而战。”

这场宣示并未给出具体时间表或目标方向，却在基辅国内外引发连锁解读。乌军最高指挥官选择亲自发声，释放的并非战术调整，而是一场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战役动员。在过去近一年时间内，俄军逐步掌握东线主动权，多条战线持续施压，尤其在巴赫穆特以西和阿夫杰耶夫卡后续防线持续推进，使乌军陷入长期疲于应付的被动局势。

在这种背景下，瑟尔斯基高调宣布进攻计划，背后不仅是对军事层面的重新部署，更是在舆论与战时信心层面的一次主动出击。这也是自2023年乌克兰“夏季反攻”成果受限后，乌军首次再度明确提出“主动进攻”的战略方向。

牵制俄军、分散火力：战役设计背后的实用逻辑

瑟尔斯基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一个关键词——“掌握战役主动权”。他指出，乌军新一轮作战意在迫使俄方在关键方向上抽调更多兵力与资源，从而打破当前被压制的战场节奏。他具体说明：“敌方为防我之攻，必将被迫调动大量人力、物资与弹药。”

这一表述背后的意图是明确的：通过主动发起多线作战，迫使俄军进行战略分兵，从而削弱其在顿巴斯接触线及南部赫尔松等区域的持续攻势。这类“牵制型进攻”虽难以取得决定性突破，但在当前兵力不足、援助停滞背景下，是乌军为争取喘息空间与战略主动而不得不选择的路径。

不过，外界普遍质疑乌军是否具备足够资源支持这样一场大规模牵制性进攻。截至2025年初，西方军援仍面临预算障碍，美方新一轮军事拨款方案在国会受阻，欧洲各国也在军火库存告急与国内通胀之间权衡再三。乌军可调动的炮弹、远程导弹与无人机数量远低于2023年反攻高峰时。

因此，瑟尔斯基的“主动权”说法虽具象征意义，但其可执行性仍高度依赖于战场现实与弹药补给情况，难免存在战役目标与现实战力之间的落差。

反攻逻辑背后的政治驱动

在战事进入第四年之际，乌克兰军政高层越来越清楚，仅靠消耗与防御已难以维持政治统筹与舆论支持。瑟尔斯基的发言，除了军事意图，更带有显著的政治动员意味。

首先，在国内层面，乌军正面临人员流失、士气波动与强制征召引发的社会矛盾。自2024年末起，基辅政府扩大征兵年龄范围，引发多地抗议。若无实际进展或胜利象征，持续战争将进一步削弱民众对政府动员体系的信任。

其次，在国际层面，西方支持也出现明显波动。美国国会至今未能通过新财年援乌预算，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所承诺的弹药供应计划陷入停滞。欧洲多国军援在政局变动与反战舆论中节节后退。此时由乌方主动发起进攻并公开宣布，不仅是战场策略，更是对西方盟友的一次政治邀约——用“行动”换“继续支持”。

最后，瑟尔斯基此番讲话，也是在替总统泽连斯基分担部分战略决策的公开压力。近期，泽连斯基政府在高层人事变动、最高军事指挥链调整上频频受挫，被批“管理失衡、指挥紊乱”。瑟尔斯基发声，等于用“将领话术”替政府重新凝聚战时叙事焦点。

主动权困境：资源短板与战术分裂的隐忧

尽管瑟尔斯基的表态颇具激励意味，但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却远比语言激烈得多。当前乌军在多条战线上均面临压迫，俄军在东部、南部同步推进，战术压力持续加码。

在赫尔松方向，俄军使用无人机群与远程火炮持续打击乌军集结地，迫使乌军难以组织有效反击。在顿巴斯地区，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攻防已陷入消耗战，乌方屡次调集预备队仍难以稳定防线。近期俄军还在卢甘斯克方向重新集结，疑似准备冬季突击行动。

更关键的是，乌军内部并未就“进攻”方向达成统一意见。一些前线指挥官倾向于在恰索夫亚尔方向展开防御性突击，以争取舆论象征性成果；而另一些则主张在赫尔松方向进行登陆战，以切断俄军补给线。但无论选择何者，当前乌军可调动的主战装备与后勤能力都难以支撑大规模战役。

此外，随着美制“艾布拉姆斯”坦克、德制“豹”式坦克维护困难增多，乌军装甲突击力持续下降，难以形成前两年那类装甲集群冲击。这些现实问题，决定了所谓“夺取主动权”更多是一种战略口号，而非即将展开的大规模攻势。

战争进入深水区：乌方选项日趋收窄

乌军此番进攻部署，既非真正意义上的“反攻”，也远非战略翻盘的起点。它更像是在资源匮乏、战线紧绷、政治压力剧增背景下的一种“象征性突破”，以调动西方注意力、安抚国内民意，并尽可能延缓俄军推进速度。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以攻代守”的策略若无法带来实质战果，反而可能加速其资源消耗、军心波动，甚至触发新一轮战术混乱。从瑟尔斯基的表态可以看出，乌军试图用“动作”制造谈判或援助的空间，但现实恐怕不容乐观。

可以确定的是，乌军下一步的动向将受到极大关注，俄军是否接招、是否调兵、是否集中火力反扑，都将决定这场“争夺主动权”的战役是否会迅速演变为一场代价惨重的战略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