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澳门，明日香港。”数年来，北京眼中的"乖孩子"澳门模式在香港支持民主一派人眼中却是避之不及的噩梦。中国的政策在澳门通常可顺利落地，而在涉及到自由与法治时，类似政策多在香港引起反弹。

最近的一个例子便是《国安法》。北京在今年“两会”上宣布，将由中央政府制定法律，在港维护国家安全。这套被称作香港《国安法》的法律，在香港和国际社会引来破坏“一国两制”的批评，还引发了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香港首次大规模示威游行。

与香港的激烈抵抗不同，在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早在2009年便已立法，施行至今。同为“一国两制”，澳门《国安法》是如何通过的？在当地是如何推行的？在国安立法方面，澳门能成为香港榜样吗？

《维护国家安全法》

澳门与香港在国安立法方面责任异曲同工。与香港一样，澳门“小宪法”《基本法》中第二十三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行针对分裂国家等行为立法。2002年，“23条立法”开始在香港进行讨论，澳门特区政府也表示将要开始立法。

然而23条立法在香港引发社会强烈反对，2003年7月1日爆发50万人大游行，反对限制港人集会与言论自由，之后香港特区政府终止立法程序，澳门政府也效仿港府搁置立法。

五年后，港澳在23条立法上拉开距离。2008年10月，在澳门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最后一届任期尚有一年届满之时，何厚铧宣布启动23条立法程序。2009年1月，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在澳门立法会通过，同年3月生效。虽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澳门此举也是在为香港立法铺路，但由于反对与质疑声大，香港至今没有启动立法程序。

澳门与香港《国安法》立法过程中的决定性差别在于，法案在澳门社会受到的阻力很小。虽然也有人提出人权与自由方面的担忧，但由于民主派在澳门整体力量偏弱，法例顺利通过所有流程。

澳门社会一直普遍拥护中共，在1999年主权移交回中国前便已如此，甚至曾有"半个解放区"之称。1966年一场澳门人反对澳葡政府的示威引发警民冲突，北京当局和澳门亲北京社团在为此与澳葡政府的交涉中占据上风，迫使葡萄牙人道歉，之后左派"爱国力量"一直在澳门壮大，在政界也是如此。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表示，澳门反对派一向“没有什么声音”，而对于中央一定要做的事情，澳门“当然更是没有（反对声音）”。“大家都知道北京对国家安全有要求，所以澳门也没有特别大的意见，”他对BBC中文表示。

未被使用的法律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与澳门特首贺一诚在今年“两会”。

在过去11年时间里，澳门《国安法》从未在法庭上被动用过，这说明“乖孩子”澳门没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这部法律对于澳门和北京仍有意义。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纸老虎，”余永逸说。“中央觉得我有一个法律，就有了安全感。”

根据这项法律，作出叛国、分裂国家、颠覆中央政府、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等行为将会被判处刑罚，单项刑罚最高为二十五年监禁，而外国政治性组织及团体及与外国团体有关的澳门团体如果“危害国家安全”也将被处罚。

余永逸指出，在澳门不使用《国安法》更符合北京利益。在可以使用其他手段有效控制澳门的情况下，启用《国安法》反而会伤害澳门作为“一国两制”示范单位的形象。

“中央想说的是，‘你看澳门很好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就是保护国家，没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拿出来用的’，”他表示。

然而最近两年，围绕这部从未使用的法律，澳门陆续增加了法律与机构支持。2018年9月，澳门政府成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澳门特首担任主席，统筹协调澳门维护国家安全事务的工作；2019年2月，澳门立法会通过法例，规定只有身份为中国公民的法官与检察院司法官可被指派处理《国安法》犯罪案例。

2020年1月，澳门又通过立法及制定《司法警察局特别职程制度》指定司法警察局处理涉及国安犯罪的职权，同时保障执行秘密职务的司法警察人员身份可不被公开，并表示未来将建立国安情报工作处等多个维护国家安全的部门。

澳门立法会民主派议员苏嘉豪表示，澳门加强国安法配套设施与中国近两年的“大环境”有关。“由始至终澳门根本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问题，这些大动作跟北京近几年越来越强调国家安全有关，因为澳门在姿态上需要跟进北京的政策，”他告诉BBC中文。

国安立法，澳门会是香港的未来？

虽然《国安法》在澳门社会没有被动用过，但苏嘉豪指出，它加强了澳门社会的寒蝉效应。

“过去11年来，23条（立法）有一个客观效果，就是使澳门民间社会和媒体等的自我审查的不断加强，”他表示。“澳门非常小，本来就是一个人际非常紧密的社会，现在很多人害怕讲真话会被秋后算账……还有国家安全的内涵是不是会无限扩张演绎，很多事情都可以扣上国家安全的罪名，这才是一直以来澳门甚至香港的担心。”

与澳门社会长期偏左不同，香港主流社会看重“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希望可以与北京严格的审查制度保持距离，维护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开放与相对独立的定位。香港民主派虽然在立法会中从未占多数，但在主权移交以来，要求行政长官及立法会选举“双普选”的呼声在香港社会一直存在，且近年在北京的愈发强势下，要求民主的声音在香港越来越强烈。

作为“一国两制下”中国仅有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北京对澳门与香港在很多时候使用同样的政策，余永逸认为，如果北京想用澳门为香港做示范，将是一个“很大的误判”。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澳门不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城市，两个特区可能都有外资，但外资的使用方法不一样，”他说。“澳门的外资过来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根本不需要处理澳门本地政治的问题，但香港不同，中国在利用香港外汇中心的地位，把外资引进内地，外资希望可以用香港的金融法律体制保护他们在内地的投资。”

他进而指，与澳门经济仍在上升期不同，香港经济本身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制度方面没有跟上，导致香港人对于民主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还在讲香港不可能用革命的方式达到民主的发展，讲不应该像韩国和台湾那样暴力，但现在香港好像已经跟当年的台湾和韩国一样，开始接受暴力方向了。”

“港澳本来就不一样，但用同一个模式管理，问题就来了，”他说。“北京如果还在想为什么澳门成了，香港没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