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钱学森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他的家人手持三等舱船票，站在洛杉矶港口，等待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the Grover Cleveland）。码头上挤满了记者，甚至于一些钱学森的朋友都无法靠近他作最后的告别。在即将启程的时候，钱学森对报纸记者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不打算回来，我没理由再回来。我已经考虑过很长时间，我准备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我的归国之旅被这个国家所阻挠。我建议你们去问问美国国务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于你们的政府和我自己，我无愧无怍。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恨。我的动机只是寻求和平与幸福。”

　　拥有“保密许可证”的留美学生

　　钱学森于1935年成为庚子赔款留学生，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求学期间，他在数理理论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天赋，成绩斐然，因此毕业后很快就在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获得了一个职位。

　　不仅如此，他所主持的科学项目是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一直关注的火箭研究。这项研究在整个三十年代还未受到科学界的重视，但钱学森与另外几个小伙伴组成的“火箭小组”却将草稿纸上演算的公式变成了大众肉眼可见的现实，并进而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关注。钱学森在这项具有无限军事潜能的研究中所表现出的能力使他获得了保密许可证（security clearance），拥有这项证件的人员可以涉足美国国防部、空军和陆军军械部的保密合同。

　　1946年5月，钱学森向《航空科学杂志》提交了一篇题为《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Superaerodynamics, Mechanics of Rarefied Gases）的论文，这篇论文奠定了他作为美国最伟大的理论空气动力学家的地位。蜚声世界的麻省理工学院向他伸出橄榄枝，并于一年之后授予了他终身教职。那一年，钱学森年仅35岁。

　　1949年，钱学森带着新婚妻子蒋英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并在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拥有了一栋洋房，即将诞生的孩子更使得这个家庭充满幸福温馨的气氛。总而言之，在这个时候，钱学森事业有成，婚姻美满，并且作为火箭研究领域的主要发言人享有极高的声誉。

　　萌生归国打算

　　1950年夏天，一次突如其来的调查打破了钱学森平静的生活。钱学森有一位名为威因鲍姆（Sidney Weinbaum）的朋友，年轻时常在家里举行社交聚会，参加聚会的多为各个学科的大学教授，钱学森也在其中。如今，这位威因鲍姆被联邦调查局指控为共产党员，这些聚会也被指控为是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122教授小组的集会。因此，调查人员怀疑钱学森也拥有共产党身份，前来质询。

　　1950年代正值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大行其道，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对苏联的警惕，联邦政府在内部开展“忠诚—安全审查”行动，用来确保国家安全。所以尽管钱学森否认此事，美国政府还是对他的忠诚产生了疑问，随之吊销了他的保密许可证，也就是说，钱学森不再被允许参与机密的军事项目。

　　这对钱学森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一方面，他所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90%都属于保密范畴，没有许可证根本无法进行；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对忠诚度的指控极大地挫伤了他的自尊心。在与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第二次见面时，钱学森递交了一份声明，陈述他准备即刻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决定。

　　被“软禁”的五年

　　根据后人搜集的资料，钱学森最后下定决心离开美国还有更为重要的理由。比如1949年10月，他曾收到父亲钱家治的信，催促他尽快回国；再比如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他担忧中美两国日益恶化的关系，可能再也无法回去……但是显然，这样一份仓促的声明在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眼里进一步加重了嫌疑。

　　更何况，钱学森很快就有了实际行动。他雇用了一家搬家公司，把钢琴、盘碟、床上用品、书籍，甚至还有一个洗碗机全部打包，准备用船送回中国。然而，他的行李在海关遭到了检查和扣押，原因是运走的文件上标有“机密”或“绝密”的字样。根据当时美国的法律，涉及技术问题的文件不可以在没有告知海关的情况下携带出境，因此，海关官员申请了对钱学森的八箱文件加以扣留的民事搜查许可证，认为他违反了出口管理法案、中立法案和间谍法案。随后，移民局发出了对钱学森的逮捕令。

　　1950年9月7日，移民局派出两名特工，在钱学森家中逮捕了他。他被带到特米诺岛上的联邦监狱，在一间安有铁栏杆作窗户的房间里关押了整整十五天。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多方奔走之下，钱学森被允许交保释放。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将被迅速宣布无罪的时候，美国移民局出人意料地判决，将钱学森驱逐出境。移民局给出的理由依然是那个年代最让人有口难辩的一条：他在上一次入境美国之前是一名共产党员。

　　其实美国当局也处于矛盾之中。根据移民法案的规定，应当驱逐一切可能颠覆美国政权的外国人；但是根据国务院的禁令，技术背景可能为敌国所用的外国人是不能放走的，钱学森无疑就是其中一员。

　　钱学森不愿背负这样的骂名。上诉的过程是平静而漫长的。从1951年9月开始，钱学森就一直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他不仅再也不能接触任何保密的工作，还被下了禁足令，禁止离开洛杉矶市的边界。他和他的妻子的行动都受到政府特工的严密监控，家里的电话每天都要响上十几回，这是确认两人是否在家的一种方式。他试图把精力重新投入到研究和教学中，他曾连续四个月每月提交一篇论文，解决领域中还未得到正确处理的问题；他也在指导学生这件事情上倾注了更多耐心，不少学生都对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然而，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不少教授都选择对钱学森保持距离，再加上有证据坐实加州理工学院存在间谍，钱学森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不过，直到1954年底，政府方面仍未采取任何举动。

　　交换钱学森

　　1954年到1955年在瑞士举行的中美日内瓦会谈使得钱学森结束了长达4年的“半监狱式”生活，于当年9月17日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到了故土。

　　这场会谈实质上是一场外交谈判，美国希望释放所有在中国受到监禁的美国军人和普通公民，中国则要求美方允许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人员回国。

　　最开始的时候，美方估计释放部分在美华侨可以换取在中国的美国人，因此决定重新对滞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在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派给美国代表团的一份电报中，“基于非正式审核的结果，国防部至今只发现有一个人不能被允许离开美国，这就是钱学森。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弹专家，也是你们提交的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对于这样的结果，中方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因此这一阶段的谈判无疾而终。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身上。中方曾经表示愿意给想前往中国大陆探视亲属的美国人发放签证，但美国政府则禁止家属去探望在华美侨，这种做法引起了部分民众的不满。再加上第一批美军战俘获释，使得美国民众更加关注其余在华美侨的命运。日益加剧的国内政治压力促使艾森豪威尔产生了释放全部在美留学生的想法，但美国国防部对放走钱学森这件事心存疑虑。

　　最后，艾森豪威尔作出了放钱学森离开的决定，而国防部也收回了所有的反对意见。美国移民局于8月4日通知钱学森，他可以自由离开。这件事在当时的媒体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纷纷猜测整件事情可能就是一场交易。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府予以了坚决否认，但在几十年后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参与会谈的美方大使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承认了这一点，表示钱学森就是用来交换美国滞华人员的关键筹码。

　　经过多年的煎熬与挣扎，钱学森终于登上了回家的邮船。“我热切地望着窗外，经过二十年漂泊在美国的岁月之后，现在我终于要回到家乡了！”60年前的10月8日，当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缓缓接近香港口岸，钱学森通过船上的舷窗看见曲折迤逦的海岸线时，他由衷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