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冠病毒爆发后仅用了数星期疫情就已蔓延到全球20多个国家，形成一场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但中国至今未允许美国疾病防控专家前往协助，仅允许世卫组织派先遣队前去调研。这对全球遏制这一病毒的传染会带来什么影响？

托马斯·弗里登（Thomas R. Frieden）是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前主任，他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2月12日就新冠病毒举行的研讨会上回答“世卫组织先遣队能在中国做些什么”的问题时，批评中国至今未对这场危机作出符合国际规范的因应措施。

他说：“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仍然不知道非常基本的信息。这可能是公共卫生的技术问题，但我们期待看到发病时的一些病例，就是标准曲线，这是首先要做的。但我们还没看到。我们期待看到有多少人——按照年龄组、在哪个星期、在什么地方——得到了检测，以及阳性率是多少。但我们还没有看到。我认为，这不是重大的、甚至完全不是任何形式的隐藏信息。但我认为，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严重地困扰着中国的制度。尽管在萨斯之后，中国大大改善并增加了对公共卫生的投资，但它仍然是中国制度中相对薄弱的部分，比如，比起它强大的社会动员、社区动员能力来要弱得多。”

现担任非政府组织“决心拯救生命行动”执行主任的弗里登认为，由于现在对新冠病毒仍知之甚少，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最后结局如何只有等时间来说明。但他还是作出了两个预测。

他说：“目前重大的问题是，究竟新冠病毒是可控的——就像我们对萨斯的了解，它消失了，至少过去14年没人再被感染——还是它会像流感、普通感冒一样，在地区、在一些国家，流行数月、数年，或永远存在？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必须做的是继续假定它能够被遏制，并尽可能地遏制它。同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无法彻底制止它，我们要如何更好地管理，也就是所谓减轻其影响。”

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副教授努佐（Jennifer Nuzzo）则对遏制这一病毒抱比较悲观的态度。原因是她认为，新冠病毒与萨斯病毒非常不同，它传播快、病症轻，很难发现在什么地方，“当本地传染开始出现时，会很容易导致遗漏病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