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编译自美国《空天军杂志》，原作者退役海军指挥官J.迈克尔・达姆，是美国空军协会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负责航空航天与中国研究的高级常驻研究员。本文提出了东大正在急剧缩小同美国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美国的背景下，美国如果与东大进行对抗的新的作战模式。本文仅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本人赞同其观点，请大家辩证的阅读。

美国空军关于突入争议区域的作战理念，假定美军能够维持高度网络化的连通性，并能与后方的数据及指挥中心保持联络。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信息化”作战战略，正是专门为对抗美国这种网络化作战方式而设计的。

“分布式协同空中作战”（DCAO）为应对中国这一战略提供了思路。这一拟议的作战理念充分利用先进的第五代及下一代战机的独特属性——不仅是其物理速度和隐身性能，还包括先进的传感与计算能力——在不依赖远程双向通信或集中式指挥控制的情况下，开展高端战争。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美军为蓝本，力求到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在过去25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借鉴并发展了美国的相关理念，包括基于效果的作战、平行作战以及体系对抗——这些都是美国在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这一最后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中国军队还优化了其进攻与防御能力，以瞄准并对抗其视为美军关键作战重心的目标：美军庞大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C4ISR）体系。

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军方评估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描述为“非对称”。然而如今，中美两军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对称性。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乎针对美军的每一项主要能力都制定了反制措施。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技术研发和装备采购方面的迭代速度似乎超过了美国，其侵蚀美军军事优势的速度比美军新能力形成的速度更快。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美国冷战时期“第二次抵消战略”所衍生的军事理念。效仿美国20世纪70至80年代的采购策略，中国在隐身技术、精确制导武器以及网络化C4ISR系统方面加大投入。这些能力如今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战略的基础，其核心本质是一个简单的两步流程：首先，通过攻击敌方的C4ISR体系来瓦解敌方力量；然后，利用远程精确火力打击被瓦解且失去联系的敌方部队。

事实上，美国空军这种高度依赖网络、时刻保持连接的作战方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制措施面前极为脆弱，必须用新的作战理念取而代之。如今，在高端作战中，战机必须保持相对“静默”，以防被探测和瞄准。通过“远程回传”获取情报和协调指令的方式，已成为“上一场战争”的遗留物。

为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策略，DCAO利用第五代战机先进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打破对集中式C4ISR系统的依赖，让部队以“刻意断联、分散部署”的方式作战。这种方式能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军C4ISR系统的攻击失效。通过部署一支“刻意断联”的部队，美国空军可赋予其第五代F-22“猛禽”和F-35“闪电Ⅱ”战斗机在战场战术前沿自主收集、处理信息并采取行动的能力，实际上将它们转变为独立的空中指挥中心。这些先进战机能够统筹攻防作战，指挥规模相对较小的第四代战机编队和无人协同作战飞机（CCA），并采用低功率或光学通信方式，降低隐身性能被暴露的风险。未来，B-21“突袭者”轰炸机和F-47下一代空中优势穿透性制空飞机（NGADPCA）将带来更多能力，为断联空中作战提供支持。

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美国的盟友都拥有大量第四代、第五代及下一代作战飞机。这些构成了所谓的“内线部队”，即由部署在距离作战区域较近、处于敌方直接攻击范围内的短程高速飞机组成的部队。在完善的作战理念支持下，“内线部队”比单纯的“外线部队”（必须从远离敌方的基地行动）更能有效威慑实力相近的对手。如果美国退而依赖“外线部队”，可能会向友方和敌方传递出其不愿或无力作战的信号。此外，“内线部队”，特别是第五代“前沿部署部队”，能够突入高度设防的空域，并具备在大规模冲突中持续产生作战效果的能力。

DCAO的核心是利用战场信息优势瓦解敌方进攻行动，并产生能在敌方部队中引发连锁反应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尽管作战能力依然关键，但这一理念不依赖“大规模兵力”——大规模兵力通常需要高度集中的规划与协调、持续的网络通信，以及美国目前并不具备的大量飞机。相反，DCAO将信息收集、处理和战斗管理推向战场战术前沿，认识到在高度对抗的环境中，武器系统不能进行广播、联网或“回传”数据，因为这些传输可能被探测、定位并成为攻击目标。通过尽量减少电磁辐射，第五代和第六代战机可为飞行员提供融合数据，使其能充分了解情况，从而决定如何与敌方部队交战。

无人系统（如无人协同作战飞机CCA）将成为互补和增强的能力，有望提高空军在高度对抗环境中的杀伤力、生存能力和作战容量。

中国军队花了超过25年的时间，致力于切断支撑美国空中优势的信息链路。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信息化作战理论与其说是对美军作战理念的反制，不如说是复制了使美国在现代战争中取得成功的模式：即使对手变成“聋子、哑巴和瞎子”，然后用远程精确火力将其逐个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决策者在20世纪90年代抓住了美军的理念和部队设计，并在美军将注意力转向全球反恐战争时不断发展这些理念。

其结果是，到21世纪2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信息战”的理解比美军广泛得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信息化作战方法包括对C4ISR网络的动能打击、先进电子战、隐身技术以及日益智能化的弹药。其2015年军事战略将作战指导思想概括为一句话，这句话仿佛出自美国的作战手册：“运用一体化作战力量，在体系对抗中取胜，突出信息优势、关键节点精确打击和联合作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C4ISR体系视为关键重心，设想通过攻击这些关键链路和节点来夺取战场信息优势，使敌方部队陷入“失明”状态并瘫痪其决策。切断作战要素之间的联系，能提高后续对基地和部队打击的效率和效果。

即便是美军最新的作战效果生成战略，似乎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几十年发展的反制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称的。如今的美国空军未来作战概念（AFFOC）规定在高威胁环境中通过“脉冲式空中力量”执行打击和其他任务。AFFOC在时空上同步和聚合空中力量，形成大规模效应，产生临时、阶段性的空中优势。AFFOC方法与联合作战概念（JWC）相一致，后者围绕“扩展机动”和“脉冲式作战”概念展开。然而，这些设计恰恰迎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和优势。

联合作战概念依赖跨域能力整合来生成“分布式大规模作战力量”，即部队和能力可能在地理上分散，但通过高度网络化实现协同。联合作战概念及其空中力量部分似乎基于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在面临敌方反制措施时，大型美军部队集群能够实现整合、协调和同步，以提供卓越的态势感知和互联决策能力。但中国军队一心致力于通过压倒性的动能和非动能打击，削弱并摧毁美军所重视的信息能力。

美国国防部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等倡议，旨在实现复杂作战环境中的无缝整合和快速决策。毫无疑问，在良性电磁环境中（如美国过去30年在中东遇到的环境），JADC2将提高效率并产生显著效果，但面对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高度互联的部队，JADC2将面临重大风险。鉴于中国针对、干扰和摧毁美军C4ISR网络及能力的战略，美国空军必须制定应对中国战略的计划——即当（而非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毁美军关键信息链路和节点时，如何确保战场信息优势。

扭转局面：DCAO

DCAO设想的不是大型编队的阶段性攻击，而是由众多小型部队集群（结合先进第五代战机与第四代战机及无人系统）在脱离广域网络的情况下，同时执行精确打击。这些小型、灵活的部队集群可通过不对称性和复杂性压制对手，迫使对手陷入被动应对的瘫痪状态。

DCAO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的基于效果作战（EBO）和平行作战等成熟理念之上，以精干的兵力实现战略效果。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隐身技术和精确制导武器发挥了关键作用，以相对较少的飞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基于效果作战和平行作战的成效。F-117隐身战斗机能够深入敌方腹地；精确制导武器确保每架次出击都能实现高影响力打击。尽管F-117在战争期间的出击占比不到2%，但它们打击了超过40%的战略目标。隐身技术、精确打击、电子战和新兴网络能力的运用，重新定义了“作战规模”的概念，将作战效率置于大规模部队之上。

同样，DCAO部队能够快速、持续地行动——即使在获取集中式C4ISR系统支持有限的情况下，通过重构传统组织结构，将指挥控制推向战场最前沿，确保取得决定性成果。DCAO依赖以结果为导向的任务指令：战区空中作战指挥中心可能通过单向广播向战场传输目标、目标集和情报。DCAO部队在战术前沿被动接收这些信息，不回复或转发，使对手无法定位和瞄准这些零散信号。

在这一理念中，第五代及下一代战机是独立的空中指挥站，将指挥广播与本地获取的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信息进行融合，并使用极低功率定向链路或光学通信，向僚机或伴随的无人平台分配任务，以尽量减少信号暴露并保持隐身。DCAO作战单元不会集中火力甚至集中效果，而是独立打击敌方体系纵深的关键目标，同时在多个地点制造冲击和混乱。

例如，具备隐身性能的F-35或B-21可悄无声息地突破敌方防空系统，将关键瞄准数据传递给配备远程防区外弹药的第四代战机，并引导无人系统执行电子战或侦察任务。这种分布式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作战效能，并将易受攻击资产的风险降至最低。

第五代战机：DCAO的核心

就当前技术水平而言，只有有人驾驶的第五代及下一代作战飞机能够在脱离作战网络的情况下行动、参与复杂问题解决，并根据任务指令打击适应性强的敌方系统。在通用人工智能没有重大进展的情况下，自主系统无法独立执行DCAO这类理念。

F-35的近期升级显著提升了机载数据收集和信息处理能力，为构建DCAO作战理念奠定了坚实基础。技术更新3（TR-3）和Block4版本的F-35升级包括新的集成核心处理器（性能是前代的25倍）、更大的存储单元，以及增强的电子传感、防护和攻击能力。升级后的AN/APG-85雷达性能据报道是其前代的两倍。F-35的分布式孔径系统（DAS）由六个红外摄像头组成，可全方位监测飞机周围环境，为飞行员提供无与伦比的被动态势感知能力。升级后的光电瞄准系统（EOTS）提供超高清晰度视频和精确激光指示能力，兼具前视红外（FLIR）和红外搜索与跟踪（IRST）功能。F-35飞行员能够在不发出任何可探测信号的情况下，远距离探测和跟踪目标或潜在威胁。

F-35的F135发动机核心升级也提高了耐用性和性能，以适配下一代武器、传感器和干扰器。该发动机为Block4升级提供了必要动力，增强了目标识别和电子战能力，并扩大了武器库。基于开放式任务系统架构的Block4版本，将允许在不进行重大系统重新设计的情况下，对F-35进行持续改进。

B-21也具备强大性能，能够突入对抗空域，并实时了解如何运用空中力量。同样，F-47有望在穿透性制空任务中实现关键突破，正如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奥尔文上将今年早些时候所描述的：“F-47将比我们的第五代战机拥有显著更长的航程、更先进的隐身性能、更高的可持续性、可维护性和可用性，”他说，“（它将具备）下一代隐身、传感器融合和远程打击能力，以对抗竞争环境中最复杂的对手。”

DCAO作战理念为超越实力相近对手不断演变的战略和能力提供了创新且适应性强的方法，这些战略和能力旨在击败美国当前生成作战规模的方法。与任何作战理念一样，DCAO构成了作战规划或军事力量设计的基础。它是一个概念起点，从这里可以反向推导出其他支持需求。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美国空军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所有长期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 防御美国空军基地免受空中和导弹攻击。在印太地区及其他战区面临远程导弹威胁的情况下，前沿部署的空中力量对DCAO至关重要。

• 分散指挥控制。DCAO需要显著转向分散式作战训练，摆脱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先进军队明确打击目标的集中式C4ISR系统。

• 整合混合空中力量。部队需要训练如何协调第五代战机、较老旧的第四代战机和无人系统之间的复杂作战。

• 增加空军第五代及以上战机的库存容量。DCAO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第五代及以上战机进行传感、处理和决策。这些战机在生产、升级或部署方面的持续延迟和短缺，将削弱这一理念的核心能力。为保持对对手反制措施的优势，必须迅速部署对第五代和第四代战机的升级。

为成功实施DCAO，必须为第五代及以上战机的采购提供资金，同时配备必要的空军基地防御、后勤、通信能力和训练。

需求：平衡的力量组合

实际上，由第五代和第四代攻击战斗机组成的内线部队，是美国空军目前库存中数量最多的装备。当前的美国轰炸机部队——即使在未来几年增加数十架B-21之后——也没有能力从遥远的基地生成大量出击架次，也没有足够的增程武器在针对实力相近对手的大规模行动中进行足够的远程打击。

在为DCAO投入资金、推进发展的同时，还需平衡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及整体部队现代化等其他战略优先级，这构成了一项长期的资源挑战。为推动DCAO走向成熟、确保空军新力量架构能为美军作战人员提供未来战争所需的能力，米切尔研究所提出以下建议：

• 降低对集中式C4ISR系统的依赖：空军应设计作战概念，确保作战部队在不依赖远程、高度网络化或集中式通信系统的情况下仍能有效运作——这类系统易遭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对手的毁灭性打击。

• 采纳并发展“分布式协同空中作战”作为作战概念：将第五代及更先进战机作为核心组件，主导去中心化、分布式作战行动。

• 推进第五代及更先进战机的现代化与规模扩张：空军应快速扩充第五代战机库存，替换老旧的第四代作战飞机；同时批量研发并采购协同作战无人机（CCA）、B-21轰炸机及F-47下一代空中优势穿透性制空飞机，构建协同化、分布式、基于效果的作战系统家族。

• 平衡前沿部署与防区外作战力量：空军应打造前沿部署部队与防区外作战空中力量的平衡组合，以在针对实力相近对手的潜在冲突或其他低烈度任务中提供最优灵活性。

• 加强前沿基地防御与加固，为DCAO提供支撑：空军应深化“敏捷战斗部署”概念，通过基地加固、主动防御、战机分散配置及伪装能力建设，为DCAO的实施创造条件。

在未来的大规模冲突中，最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你有多少架飞机？”或“你能携带多少武器？”，而是“当通信中断时，你还能做出多少决策？”DCAO所构想的部队，能够在“黑暗”中作战、在混乱中制胜，让对手陷入被动追猎的困境。DCAO是对基于效果作战和平行作战等基本原则的回归，而这些原则正可借助第五代战机的能力发挥最大效能。如果未来的战场确实充满“黑暗”，那么能驾驭这一现实的部队将赢得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