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长期以来，中国的核政策一直被外界误读。西方分析人士不止一次地问：既然中国宣称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为何却对“核风险减少对话”兴趣寥寥？是出于战略算计、制度惯性，还是另有深层逻辑？

清华大学吴日强教授在最新发表于《International Security》的论文《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中，给出了系统回答。中国的不情愿，并非源于冷漠或拒绝沟通，而是深深扎根于其“军控传统”：一种在长期被核威胁、核孤立、核不平等中形成的安全文化。

这篇论文不仅系统回溯了中国军控理念的历史脉络，也揭示了当前中美核稳定关系的结构性困境，为未来可能的对话提供了共同认知基础。

中国“军控传统”的三大支柱

作者认为，中国的军控思维并非照搬美苏冷战模式，而是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保障国防现代化、能力优先于安抚、以及高度保密。

第一是“保驾护航”原则。

从1963年拒绝加入《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开始，中国便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警觉：当核大国在完成自己所需的试验后，便试图用条约去“锁死”后进者的技术发展。中国科学家朱光亚在当年撰写的《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报告中明确指出，那些“先试完再禁试”的安排，本质上是“限制别人、发展自己”。

这段经历让中国形成了一个长期信念——军控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国防现代化“保驾护航”的政治工具。在技术上被压制的恐惧，塑造了中国在军控谈判中极度谨慎的姿态。

第二是“能力优先”的发展逻辑。

中国领导人曾经说过：“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是“863计划”，还是中子弹、导弹、卫星工程，这一战略思维始终贯穿其中。

在这种语境下，军控从属于发展，而非相反。中国战略界普遍认为“落后就要挨打”“敌人害怕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这并非一种好战思维，而是一种被历史塑造的生存哲学。

第三是“高度保密”传统。

中国的核威慑依靠“确定的不确定性”——敌人无法知道导弹在哪里，也不敢轻易动手。

因此，中国坚持“意图透明而能力保密”：对外公布政策理念（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拒绝披露数量、部署与操作细节。这与美俄“透明即安全”的逻辑截然不同，也导致中美在“透明”议题上长期各说各话。

从“冷战逻辑”到“不对称稳定”

在中美已经成为世界G2的今天，中美战略稳定同样面临转型困境。

在冷战时期，美苏军控的核心是“对称恐惧”：双方都拥有毁灭对方的能力，因此要通过条约降低误判风险。而中国长期处于核弱势地位，不具备这种“对称恐惧”，因此“风险降低”对它的意义远不如“核生存”。

但如今，随着中国核力量的快速现代化，这一结构正在改变。文章指出，中国正形成陆基、海基、空基甚至轨道打击能力兼具的“准核三位一体”，新型导弹井群、094A潜艇与高超音速武器正在提升其二次打击能力。

这意味着，中美双方都越来越难以摧毁对方的核反击能力。但“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反而在下降——美方怀疑中国动机、质疑“不首先使用”承诺，进而推动自身扩军和导弹防御，这又反过来刺激中国继续建设。

这是一种“非对称稳定的陷阱”：在力量平衡改善的同时，互信基础却削弱了。

中国需要“核学习”，美国需要“理解”

论文提出一个建议：中国需要“核学习”。冷战时期约瑟夫·奈（Joseph Nye）就曾经提出过类似理论：当国家在新的核环境中获取信息并修正目标时，就发生了“学习”。

作者认为，中国需要在军控理念上进行一次“复杂学习”——从将军控视为“限制中国”的外压，转向把它看作“防止战争、管控风险”的共同利益。

但这种学习不是单方面的。美国也必须在心态上“去冷战化”。在一个力量日趋接近、但政治信任尚未建立的中美关系中，继续要求中国接受美俄式的军控框架，不仅徒劳，反而适得其反。

建议也颇具现实意义：华盛顿应通过承认“相互脆弱性”（mutual vulnerability）来安抚北京，避免以技术优势推行单边透明要求；

双方应继续保持“1.5轨”核对话，这样的机制更有助于积累互信；

中国应逐步在核风险沟通、危机管理等领域开展“有限透明”，为未来的正式军控奠定基础。

当前，美国频频要求中国加入“三边军控”，而中国的回应是“时机未到”。在作者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是否加入”，而是“军控文化是否兼容”。在西方媒体的叙事中，中国的保密常被解读为“模糊威胁”，而这只是在被核威胁环境中形成的防御性理性。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实力上升，这一传统面临转折点。继续沿用“防压制思维”，将可能使中国陷入新的战略误判：一方面，美国因“不了解”而过度警惕；另一方面，中国因“怕被看透”而错过建立信任的机会。

未来的中国核战略，或许必须完成从“生存导向”到“稳定导向”的转变。这正是所谓“与时俱进”的意义：不是放弃谨慎，而是在自信中学习，在学习中塑造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