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日刊出美国知名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的专访，谈及他知名的“历史终结论”、川普政府在国内外带来的种种冲击、以及当前的诸般国际情势。福山批评“川普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一个”，他也谈到了美国应当扮演的角色、民主当前面对的挑战。至于仍在崛起中的中国，福山坦言“如果中国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那么我40年前所提出的主张是错的”；不过福山也说，中国即便再成功，“中国模式”也不是一种能够输出与复制的发展模式。

以下是《法兰克福汇报》专访摘要：

新闻小补帖：法兰西斯・福山与“历史终结论”

1992年靠著《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风靡学界的日裔美籍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彼时还是一位不到四十岁的青壮学人，但是这位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哈佛大学知名教授、《文明冲突论》作者）的高徒，被当时冷战结束的乐观氛围所感染，大胆主张这种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或许构成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同时也是“人类治理的最后形式”。

法兰西斯・福山虽然自认掌握到了某种“时代精神”（Zeitgeist），甚至被称为是“华府的黑格尔”（Hegel von Washington），但是当他的宏文写就，西方民主却也迎来种种倒退与考验，包括集权中国的崛起、文明冲突的难以落幕，都让福山遭到质疑与批评。虽然福山后来屡屡解释“历史终结论”是站在“大写的历史”（宏观的制度与意识形态演变，而非指具体或个别的历史事件）上说的，他也否认自己在当预言家或者主张某种决定论，只是他当年确实太过乐观，也忽略了政府治理的重要性，但是他对自由民主依旧抱持希望与期待。

《法兰克福汇报》（以下简称“法”）问：您在1989年发表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曾引起轰动，随著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民主与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地的乐观局面，您主张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以及“最终的人类统治形式”。四十年之后回头看，是您当初判断错误，还是被人曲解了？

法兰西斯・福山（以下简称“福”）：后者。我并非对未来做出预测，我们在1989年之后所见证的，是一个长达二十年的民主扩展期，一直到2008年。在那之后，我们才开始走下坡，包括印度、匈牙利、波兰以及美国都出现了倒退，民主也不再像九〇年代初那样具有吸引力。然而并没有人——甚至连黑格尔自己也没有这么做——声称历史是线性发展、并且总是向前推进。我们经历过高峰与低谷，最严重的低潮显然是在（上个世纪的）三○与四○年代：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屠杀。（上世纪）七○年代伴随通货膨胀与石油危机，又出现一波衰退。不过我并没有被说服，我不认为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死去。尽管民主的状况不如九〇年代，但它仍有很强的韧性。

法：刊载您文章的《国家利益》杂志（The National Interest》销量（编者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最初是一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后来才扩充成书）甚至超过色情刊物。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美国著名知识分子，有“新保守主义教父”之称）称您为“华盛顿的黑格尔”，《纽约时报》却认为您的说法是“一个奇怪的论断，完全是无法证明的猜测。”您当时才36岁，却成为像是伍迪·艾伦的明星。您怎么回顾那段经历，您的主张为何至今仍被引用？

福：上个世纪八○年代，很多人已经习惯以悲观的眼光看待未来。这个世界才刚历经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又对民主构成挑战，人们不习惯去想像民主可能胜出，这也是舆论当时的反应为何惊讶又负面的原因。此外，关于这本书的持续讨论，实际上也是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辩论。

美国在1945年之后创建了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我深信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国际体系之一。它为我们带来了七十年的非凡经济成长与稳定——直到2022年乌克兰遭受入侵为止。这段时间人类的生活水准提高，全球贫穷率下降，此等繁荣在全球范围内从未发生过。人们想要了解其背后的原因，我猜他们也担心这个秩序会崩溃。

法：在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您写道我们已在“最后之人的国度”里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是什么意思？您如何看待我们的当下？

福：“历史终结”是黑格尔（G. W. F. Hegel，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提出的概念，认为人类历史遵循一种整体上进步的模式，最终导向某种特定形式的文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对黑格尔框架的批判则表现在“最后之人”（letzte Mensch，又译“末人”）。

这个概念是说，如果达到由平等民主创造出的和平与繁荣，人类不会因此满足、而是发动反抗，我们当前在全球都看到了这种现象，人们不仅仅想过著无聊的和平生活，他们不愿仅被视为跟地球上每个人都一样，而是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更为优越，他们想要更多。在历史终结时出现的那种人，本质对斗争、风险与雄心毫无兴趣。尼采称他们为“最后之人”。

在柏林围墙倒塌后取得的民主成就，目前正遭受严重威胁。看看人们如何谈论今日的世界——特别是右派的民粹主义者：西方的领导阶层给人类留下了灾难性的遗产。川粉就声称自由派建制正在摧毁美国，但这与现实不符。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与自由主义决裂、甚至视其为敌，这是一个完全荒谬的评估，只会发生在高度自满、并将当前的制度与稳定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度。

法：川普访问北京之后，您称呼美国为“衰败中的大国”。美国的衰败是何时开始的？

福：1989到2008年之间的那段时间，美国在每一种权力维度——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不过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权力的分配也发生了变化。自从川普崛起以来，美国经历的则是一种真正的自我削弱。极化的现象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川普时代出现了极端的极化，美国内部对自己在世界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也失去共识。川普第二任期大举削弱对中国的立场，中国人正在问：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份馈赠。

法：中国在威权统治之下也能崛起，这与您的论点难道不矛盾？

福：如果中国维持目前的发展态势──政治稳定、威权、经济上升──那我就得承认，我先前的论点是错的。我曾提出一个现代化假说，认为随著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人口教育水准的提升，中国对自由、法治以及向西方自由民主靠拢的要求也会增加——不过这件事并未发生。但是我还是不愿承认，中国会成为一个完全成功的模式，毕竟要输出中国的治理模式非常困难。而且中国也有弱点，中国的房地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衰退。总之：中国模式能否作为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目前尚未可知。

法：美伊战争之后，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是“地缘政治自恋”、甚至是“自我毁灭的超级强权”。您怎么看？

福：美国正在助长全球性的混乱，我们的总统，把个人利益、财富以及家族致富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川普对历史显然是无知与漠视。幸好我们的制度是三权分立，川普也不会永远在位。我相信川普在期中选举会遭受惨败，毕竟他的支持率只有三成出头。这显示了民主的力量：如果不喜欢掌权者，就可以把他换掉。

法：您如何看待川普时代？

福：美国的衰败以各种形式显现。川普攻击了美国的制度——法治、大学、科学，企图将国家据为己有。川普政府是我见过最贪腐的政治领导阶层，它也是美国史上最贪腐的政府。川普确实是一位威权统治者，他想像像国王一样统治，他不需要国会也不需要法院——他想要的一切就会成为法律。

关税就是一个例子，他想利用关税来恐吓其他国家，强行推行他的意志、重塑国际秩序。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已明确表示：这些关税是违法的。在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Nicolás Maduro）之后，他变得更自以为是，以为美国可以在全球为所欲为；跟伊朗开战则是一个严厉的教训——当一个受教育程度低、野蛮、好战的强人掌权时，就会犯下这种错误。

法：布希时代的错误，是否为川普的崛起铺路？

福：是的，伊拉克战争与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川普的崛起。没有这两场灾难，他绝不可能成为总统。川普上台主要靠的就是批评小布什（George W. Bush）和伊拉克战争，诉诸那群觉得因为金融危机、华尔街富豪受害的工人阶级。但是川普在批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干预后，却又投入另一场中东战争。这说明了他向选民兜售的东西，实际上就是骗局。

其实放眼二十一世纪初，就是被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所影响，而这两者都可归因于保守派的理念：伊拉克战争建立在“认为美国可以让其他国家民主化”的理念上；金融危机则是源于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认为国家监管是多馀的，市场会让所有人都更富有幸福。这两者却都导致了灾难，我也下定决心：如果保守派的理念会导致这种结果，我就不再是一个保守派。

法：二十年来首次出现“专制国家多于民主国家”的情形，左右两翼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正在兴起。在您看来，“thymos”（血性）、或者说对承认与尊严的渴望，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与西方社会的危机有何关联？

福：支持民粹政党的选民，比如德国的AfD（另类选择党）、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或改革英国（Reform UK）的支持者，多半是居住在大城市之外、受教育程度较低、较不富裕并属于劳工阶级的人。他们被一种精英如何对待他们的怨怼所驱使。全球化夺走了许多人的工作，他们感到被冒犯、深感愤怒。这个发展推动了民粹主义——重点不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是承认上的不平等。

俄罗斯与中国也是由怨恨所驱动。欧巴马在2014年称俄罗斯为“区域强权”，让普京恨透了。他发誓要向美国证明，俄国仍是世界强权；习近平总是谈到“百年国耻”与西方的殖民遗产，如今中国又再度强大，必须向其他国家表明必须尊重它。这种对不承认自身尊严与地位的人所怀的骄傲与怨恨——在个人、国家与国际层面，都是一股重要的驱动力。

法：自由民主还有未来吗？

福：必然如此。多元、复杂且技术先进的社会，只能以自由民主的方式来治理，若对西方社会强加单一宗教、单一族群或一个独裁领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当匈牙利的奥班（Viktor Orban）政权垮台、数十万人上街庆祝，1989年那种精神的一部分仍然存在，我们又看到了对威权的抵抗。

除了匈牙利，与俄罗斯交战进入第五年的乌克兰也还在顽强抵抗。尽管疲惫不堪，他们仍坚守一个信念：要成为民主国家。他们不想生活在普京的独裁之下。他们想加入欧盟。我们也会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看到这一点——对自由的强烈向往，民主国家往往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之事。

眼下杭廷顿的论断似乎比我更接近事实：战争与冲突正在增加、我们正在目睹地缘政治的复苏。但杭廷顿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他认为文明才是主要单位，然而民族国家仍是核心行动者。每个文明内部也存在重大冲突，包括穆斯林世界有什叶派与逊尼派，儒家文明也有中日韩的分别。世界更类似十九世纪那种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世界，而不是一场“文明的冲突”。不过他有一点确实是对的：我们并没有朝著自由秩序的全球整合方向前进。

自从提出“历史终结论”以来，我一直不断修订与调整。有些当时我支持的论点，现在我也不再相信。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时，我还没有提出政治衰败的概念。如今显而易见的是，民主确实会出现倒退甚至走向衰败，我当时也未能体认到现代国家的重要性。即便如此，有一点仍然成立：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自由民主依旧不存在现实可行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