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一个极重要的纪念日。112年前，也就是1911年的今天，先贤们在武昌打响了推翻秦制君权时代、建立共和民权时代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一次伟大转型的起点。

　　对于这场未完成的转型，后世流行过一种反思，称“革命打断了改良”，认为辛亥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与专制，也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的晚清立宪。该说法在中文知识界一度很有市场。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辛亥革命不仅无功，简直可谓有罪。

　　在笔者看来，这种反思并无史实支撑。所谓的晚清立宪，早在武昌枪响之前便已死去——开办学堂后，清廷仍下旨在教学内容上坚持搞四书五经，坚持搞以忠孝为本。编练新军时，清廷仍以满洲为本位。启动官制改革的目的，则只是为了提升皇帝（太后）的集权程度。废除科举，更只是被内外局势所迫而不得不有所表示（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张之洞等督抚联名上奏逼宫）。以上这些姑且不论，单就慈禧太后临终前夕的一系列布局而言，如频繁颁布谕旨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颁布满篇皆是“议院不得干预”的《钦定宪法大纲》……便足以证明改革已死掉。或者说，以扩张民权为方向的改革已被否决，清廷中枢要走的改革之路是重回秦制。之后立宪派在谘议局与资政院内开展种种抗争，乃至发动集体签名请愿、上街游行请愿等活动，皆不能改变清廷中枢的决心。

　　直到武昌的枪声响过，眼见动用武力镇压已告失败，各地督抚也普遍持观望态度之后，清廷中枢才在1911年的11月3日颁发《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宣布放弃《钦定宪法大纲》里的种种权力归于皇帝与种种“议院不得干预”，来了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全面改口：承诺皇帝的权力要“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同意将宪法的起草议决之权交给资政院；同意将修正宪法的权力交给国会，同意将总理大臣的推举权也交给国会，同意将其他国务大臣的推举权交给总理大臣，同意让皇族退出内阁和各省行政长官；同意海陆军对内使用时要经过国会的议决；同意皇帝“不得以命令代法律”；同意皇帝不得与他国缔结秘密条约，所有外交条约皆须经国会议决；同意国家的预算要经国会议决，同意皇室经费的增减要经国会议决，同意皇室大典不能与宪法抵触。[1]

　　可惜，这种慌不择路下的全面改口诚意有限，而且已经来不及了。

　　“被打断的改良”具体指什么，也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指清廷中枢愿意搞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良理应被打断。根据清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与《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式开明专制，专制下的开明可遇而不可求，犹如风中之烛，是靠不住的。如果“被打断的改良”指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是否保留君主反而不是核心问题——革命党人固然无意保留君主，立宪派也从来没有坚持过必须保留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也仍在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中断并不存在。

　　事实上，在清帝国的最后十余年里，革命与改良并非彼此对立的阵营。有一种流行的常识认为，革命的全称是“暴力革命”，改良的全称是“和平改良”。这种区别，与我们长期习惯以手段而非以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但革命真的只有“暴力革命”一种形态吗？可不可以有不暴力的革命？当然可以有。如果改以目的（也就是具体的政治诉求）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不暴力的革命同样也是存在的。[2]

　　具体到清末，革命党人自然属于革命派。在“手段划分法”下长期被标签为改良者的立宪派，在“目的划分法”下也应归入革命派。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时便已表述得相当清楚。梁说，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皆倡导民权反对帝制，故而皆是在追求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3]

　　梁还在论战中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惟主张有秩序的革命，不赞成“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指的是革命党人欲以武力推翻清廷；所谓有秩序的革命指的是立宪派欲和平立宪，变数千年帝制时代为民权时代。

　　也就是说，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其实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规则的选项。如果有，那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做一些修修补补，那就只能算改良。如果不但没有变更政体的诉求，还采取暴力手段取代现政权，那就只是徒增黎民苦难的改朝换代。总之，以目的（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会再纠缠“革命打断改良”这种伪问题。

　　在清帝国的最后十年里，与其说革命与改良是一种互相冲突的关系，不如说前者一直在为后者提供动力——开办新式学堂也好，废除科举也好，宣布预备立宪也好，体制内的改革派们每次上奏要求实施此类新政时，皆会提及革命党人带来的压力，皆会将改良视为消弭革命的良药。正如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所说的那样：

　　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4]

　　慈禧太后和她的继任者摄政王载沣，正是这种无人拆屋顶便决不肯开窗的性情。清廷中枢颁布《十九信条》答应开窗，答应转型进入民权时代，便是在武昌起义已经爆发，清帝国的屋顶已被掀了大半之后。实可谓亡羊补牢，为时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