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煎这种食物，长远不吃会想，吃过了又容易厌弃，细想想，倒和谈恋爱差不多。

　　最美好的瞬间是刚回上海的次日清晨，眼睛睡得有点肿，身穿母亲逼迫你穿的棉睡衣，手里端一只钢种镬子，闭着眼睛也可以走到那家生煎店。推门的瞬间，左手边靠窗口那只巨型木头盖子，正被一团白色烟雾笼罩，这意味着大幕尚未拉开，新一锅即将出炉。

　　师傅却似乎心不在焉，手里捏一支烟，懒洋洋地开口，要几两？你正打算报出数字，师傅却猛的揭开褐色盖子，噼啪作响，热气蒸腾，圆润雪白的生煎馒头欢腾着迎接你，你为自己成为这场盛宴的一份子而感到欢欣鼓舞，空气里满是芝麻和葱花的香味。这之后，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巅峰时刻已经过去，当那些生煎被夹到你的镬子里，真真切切属于你，你仍旧停留在刚才的那一瞬当中，怅然若失。

　　那一瞬的感觉，恰逢男女表白之前的暧昧，来来往往，隐秘的甜蜜，细微的浪漫，于无声处听惊雷，只差一张牌就糊的小鹿乱撞，最是美好，最为回味。

　　当然咯，生煎是点心，并不是必吃的，如同爱情，也不是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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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滩那么多吃食，大约只有生煎的话题性如此之高。而关于生煎的争论，也一刻没有停止过，清水浑水全发面半发面死面底朝上底朝下，“大壶春”派和“小杨生煎”派吵得不可开交，其实没有最正宗，只有最喜欢，“适口充肠”是老派人喜欢用的一句评语，鞋好不好只有脚知道，生煎同理，爱人更同理，总有一款适合你。

　　生煎进入上海，其实也不过是这一百年的事情，以我手头能查到的《申报》为例，第一次出现“生煎馒头”这个食物，是在1912年，一家名为“吾亦爱吾庐”的茶楼开业，列明“茶室饼饵生煎馒头及零售开水均合卫生”，那时候的价格，普通的“铜元两枚”，加了芝麻或者葱花的“铜元三枚”。也许因为一开始就是作为配茶吃的点心而非主食，生煎的地位便有些特殊。

　　1942年，上海因为面粉紧缺，工部局告知饼馒业同业公会“即日起停止一切非平民必需食物，尽量制作大饼油条”，《申报》上刊登了一篇《别矣，生煎馒头》，难怪连一贯爱“在云端上看厮杀”的张爱玲，也十分偏爱生煎，路遇瘪三抢劫，一半的生煎馒头落了地，另一半也要被她“连纸包一起紧紧的”抢回来。

　　生煎的出身，有苏北说，有苏州说，亦有本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煎的CP是蟹壳黄，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生煎的搭档就成了菜饭，这大概还是因为那家叫舒蔡记的小店。舒蔡记的生煎个子不大，白汤的芯子，我最喜欢他们家生煎的底板，有脆而硬的焦香。初初晓得舒蔡记，乃是一位拉胡琴的老先生介绍，但他不称呼大名，只说“汕头路生煎”，这大概因为最开始的舒蔡记，确实是汕头路的一间临时生煎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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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先生是票房里认识的，钟意程派，不唱，拉胡琴。我们相识的时候已经九十岁了，拉琴的尺寸慢一些，偏偏瘾头更大，所以喜欢指派我这样的小年轻，一段段慢板唱下去。

　　应家伯伯其貌不扬，但派头不小，一双眼睛乌亮，身上衣裳半新不旧，手中斯迪克却擦得亮。走路不喜人搀扶，随身跟着一安徽籍小保姆，带一包袱皮，沉甸甸不知何物。唱一轮到三点半，咳嗽一声，大家歇一歇。随后也不管别人，兀自茶几上铺排开来。三分钟之后，小台面上，一碟夹心饼干，一碟法国奶酪，一碟意大利火腿，他泡一杯茶，定定心心吃点心。过二十分钟，茶杯一放，还是咳嗽一声，三堂会审“二六”开始好伐，小保姆收拾台面，定睛一看，点心似乎也没吃几只，看来纯粹是馋，和我一样。

　　我们很快成了忘年交，他邀我去他家调嗓子，仍旧是这样的节奏，唱四十分钟吃一轮点心说点闲话，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日暮西沉，他接晚场麻将，我坐公交车回学校。

　　准备点心的工作渐渐交到我身上，当时尚在读书，喜欢的食物都有些孩子气，比如红宝石的掼奶油，哈尔滨食品厂的杏仁排，秋霞阁的鲜肉月饼。

　　有一次，他指派我去买生煎，一开始没说名字，我当时在电视台实习，从吴江路买了当时火爆流行的小杨生煎。老头看我吃了一只，问，这不是小笼汤包？在我再三要求下，他吃了一只，又说，死面，我便知他不喜，又问，你怎么知道皮是死面？他说，塌的。我一看，果然如此。

　　而后，他便告诉我那家舒蔡记，说“有萝春阁的一点味道”，而后接了一句，“萝春阁是程砚秋，舒蔡记是王吟秋，小杨生煎嘛，就是李世济了，红是红的，不是程派”。我当时有些紧张，因为那天座中还有他的麻将搭子，正是李世济的胞弟，谁知那位小李先生嘻嘻哈哈，并不生气，那天的小杨生煎，好像也是他吃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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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没吃过萝春阁，但既然是“生煎界的王吟秋”，自然要领教一番，辗转打听，终于买到，并不在汕头路，而是在新闸路，大概已经搬了好几次。赶紧趁热捧去，老头大喜，摩卡壶煮了咖啡来，一老一少坐在桌子两头开吃，窗外忽然黑下来，倾盆大雨，正是“春秋亭外风雨暴”，他吃生煎，我翻看他的老相册，忽然找到一堆被剪过的，每一张都泛黄，似乎有烧灼痕迹，我辨认出其中一个大胡子，乃是画家张大千。

　　他说看的不错，又说，和张大千合影的人是自己，拍摄时间为1951年。好好的照片为什么要烧？我问出这个问题，他说这批照片都是在台湾拍的，后来怕抄家，打算全部烧掉，想想舍不得，于是把自己剪掉，藏在褥子里，现在看看，真有点可惜。

　　话匣子就这样被打开，1951年，他滞留台湾的第二年，日子不算难过，机缘巧合结识了被盛家小姐“颖若馆主”请来教戏的程砚秋琴师周长华，跟他学琴，本是顶快活的神仙日子。他却心不在焉，夜夜如文昭关的伍子胥，“心中好似滚油煎”，无他，当然是心焦滞留上海的夫人幼女。

　　这一日，忽有朋友来访，原是上海故旧，他们识于抗战时的滇缅公路，朋友姓吴，总爱西装革履，他叫他“吴革履”，这是戏谑称呼，是亲近朋友才有的绰号。那个决定命运的下午，吴革履没有说太多话，但每一句都讲在他的心里，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句，上海人怎么能不待在上海，此地连像样生煎都没有。

　　吴革履有门路，很快弄来两张飞香港的机票，两人一同辗转回到上海，从此无论什么事，他都要问问吴革履，三反五反，公私合营，都是听了吴革履，方才安全过关。

　　吴革履很快就不西装革履了，一身列宁装，他仍旧叫他吴革履，他也不以为意。吴革履多少聪明啊，不像我，只晓得吃吃喝喝唱唱戏，吴革履看人看事，就是比我透彻，为啥？因为伊的头都比我大，头大的人就是聪明。

　　老头望了一眼窗外，雨渐渐密了，屋内台灯顶灯开了好几盏，却不明亮，衬托得手里的照片愈发昏黄。他挑出其中一张，看得出是两人合影，都穿着西装，头却统统被烧了两个黑黢黢的窟窿，兀的一看，有些恐怖。

　　你看，他指着左边那个黑窟窿，他的头，就是比我的大，右边那个黑洞确实比左边的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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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吴革履再聪明，也算不到后来十年浩劫，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老头因为老早就成了劳动人民，又从来不问时事，苦头吃的倒不算多。日子过得紧张，爱吃的人总能想出一点生活的办法，比如省出点粮票去大壶春吃生煎，大壶春是清水派，没有皮冻，皮当然有些厚，但此种皮是浸着肉汁的，吃口就是一个鲜。在店里坐着慢慢享受完皮子，里面的肉芯子放进饭盒，打包回家，加点鸡毛菜，就是一小锅青菜肉圆汤，是无上美味。

　　一日黄昏，老头正从大壶春出来，远远看见一个人，正是吴革履。

　　他几乎没能认出他来，因为吴革履变化太大了，一件土黄色旧绒线衫，有好几处已有绒线头露出，又有好几块污渍斑驳。变化更大的吴革履的脸，他的头又大了一点，也许是因为身子太过瘦骨嶙峋，但脸上的聪明相，一点也看不出了。

　　两个人见面，好像有很多话想说，话到嘴边，又仿佛一句也说不出。

　　吴革履看见老头拎着的饭盒，忽然问，侬买生煎带回家？老头点头。吴革履说，我好久没吃到大壶春了，不晓得味道怎么样？话说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应该拿一只出来请他分享的。但老头却有些迟疑。

　　迟疑的原因有二，一则，里面不是生煎，乃是吃剩的生煎芯子，拿出来分享有点难看。二则，吴革履此时“戴罪之身”，此地来往人等，若被告发，如何是好？

　　老头狠一狠心，一跺脚说，我家里还有点事，下次请你吃生煎。不等回答，脚下已经快走两步，听不见后面声响，他始终不敢回头，但吴革履土黄旧绒线衫上的那几根线头，始终萦绕在脑海。

　　一个月之后，听人说吴革履二十天之前发配去了白茅岭，听到这个消息时，仿佛晴空霹雳，一切陷入虚无，脑门点点冷汗，心内阵阵绞痛。他只想起在台北时，吴革履对他说，要回上海，此地连像样生煎也没有，白茅岭有生煎吗？大约是没有的。

　　这座城市里有无数个生煎店，也有无数个吴革履，但自那以后，他再没见过他认识的那个吴革履，也再没吃过大壶春，连走近也不敢，这是他一辈子的饮恨。

　　窗外忽然一白，惊雷滚滚，风把手中的照片吹起，只见那两个略带焦黄的窟窿，在客厅中摇曳起舞，像一只蝴蝶。角落处高脚柜的留声机正兀自唱着——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