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今年4月爆发美国政府封杀中兴事件以来，中国痛感在核心技术方面被卡住脖子，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到两个月六度公开发声，敦促科技部门实现核心技术方面自主创新。而就如何推进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在中国朝野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政策大辩论。

北京时间5月29日，在中国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场上向中国科学界精英发表极富针对性讲话，对中国政府的技术追赶路线加以揭示。出席该次会议的尚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刘在中国政府内部日前已被明确分工主管科技工作。而李克强讲话中所肯定的技术路线在中共高层是否已经最终达成共识，尚不得而知。

“不能总想抄捷径”

李克强讲话称，“基础研究属于发明创造，行政规划不出来，要尊重科学规律，不能总想抄捷径”，“应用研究要推动创新融通发展，依托‘互联网＋’和‘双创’，促进大中小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和创客协同合作，推动研发国际合作，催生更多符合市场需要的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生产力”，“要深化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培育创新生态”。

李克强（左二）被外界视为坚定“市场派”（图源：新华社）

对于科技创新和研发的战略路线，在中国政府内部一直有“行政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争论。行政主导派信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哲学，他们以当年中共在封闭状态下通过集中资源造出“两弹一星”来论证其主张战略的优越性。

中兴事件爆发后，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回应称，中国“将不计成本地加大芯片投资”。其后即有媒体消息指，中国将对2014年成立的一个专项基金增资5,000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8美元），从而成立一项总投资达1万亿元的新基金，专注于支持中国本土芯片生产及技术，将面向三个领域，包括记忆芯片、集成电路设计和复合半导体。

李克强上述讲话，似乎对如火如荼的“科技大跃进”赶超战略泼了冷水，而该行政主导技术赶超战略在中国政府内部似乎占据主流。

核心技术赶超路线之争

中兴事件后，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小范围的学术会议上，就中兴事件发声，称“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的口号很危险”。

“对于我们一个中国人来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争论能不能促进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实，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这种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我的假说，就是增长方式、增长模式的问题，主要是靠资源投入，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所以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而中国增长模式怎么转变呢？所要求的条件就很多，主要是制度上、政策上的条件，是我们需要在问题上做深入的研究。”

吴敬琏一派言论一出，随后就有一篇指斥吴敬涟是卖国洋奴的大批判文章热传中国互联网，该文甚至上纲上线批判吴敬琏所持观点为“洋奴哲学”。

“完全不顾眼前严酷的事实，继续鼓吹他的‘市场万能’论。认为‘中兴事件’不是市场不灵，而是中国人自己有问题……一副赤裸裸的奴才相。”“毛主席逝世后，有人非要崇洋迷外、崇尚‘洋奴哲学’，推行‘爬行主义’，主张‘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机会主义方针。”

“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洋奴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对发展方针进行了拨乱反正。2014年5月23日，习总在上海视察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登上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展示样机，仔细了解我国国产大型客机试飞情况。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做一个强国，就一定要把装备制造业搞上去，把大飞机搞上去，起带动作用、标志性作用。’”

行政与市场优劣之争

中共现行产业政策下的技术赶超，不少地方采取了由政府所属机构操办，资金投入哪个企业也由政府领导指定的方式。这种办法虽然见效直接，但是无法激励企业节约开支，提高效率，往往造成贪污浪费，养成受益企业的依赖心理和习惯，打击其他企业的积极性。

吴敬琏清华讲话指，“我自己曾经在信息咨询机构里面工作过，这个芯片问题其实政府是非常重视的，问题似乎并不在于给钱没有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大学紫光一个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但是效果并不好”。

分析人士指，中国当前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以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能得到发挥。这是妨碍中国创新效率提高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政府在制定众多芯片产业跨越发展的规划时，必须弄清企业在发挥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和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上存在哪些体制性的障碍，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消除。

尽管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李克强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赶超战略中所持市场观点，在拥有强大行政主导传统的中共内部并不总能占据优势。而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