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由李克强出任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已是一个破例之举，今番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克强再次以副主任的身份现身，分析人士指，李克强的“全面性”正在其第二任期显现出来。

比如在外事委员会的前身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架构中，副组长均为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时期的外事小组副组长为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共十八大之后，该小组组长变为习近平，副组长则由时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担任。

以此惯例，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应为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任，但最终的人事布局是李克强为副主任，而王岐山担任委员。破例背后显然有中共的更深考量。

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现在的最高党政权力结构中，李克强除去在包含深改、外事、财经、审计等多个重要议事协调机构中紧随习近平出任第一副主任外，还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

这对于过去很长时间以来，外界关于所谓“府院之争”的想象，认为李克强的权力被削弱、空间被压制的猜测，显然是一个有力回击。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机构改革既是组织的重构，更是人事的布局。做事在人，尤其从“委员会”这一中共顶层协调机构的调整可以得见，“职务”与“人事”，在中共的用人观中，从来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而是密切联系，甚至是一体两面。

李克强的作用在其第二任期更加得到体现（图源：Reuters）

回到李克强在各重磅级委员会中的普遍任职，显然可见在过去五年，李克强的执行能力已经得到肯定，正在被继续巩固下来。就像王沪宁的“理论家”特质使其在中共顶层结构中广泛充当战略智囊，李克强的实务能力则令他成为习近平最重要的执行助手。

换句话说，李克强的低调并不是被“削权”，而正是中共重塑党政关系的写照。

这也意味着中共的权力运行正在进入重构期，试图建立一个更为现代化的“有效体系”，以最大限度重新发掘“体系驱动”的潜力。

分析人士称，议事协调机构尽管很早就在中共出现，但之后的发展却走向权力分割、党政不分等方向，以至于在胡锦涛执政期间造成“九龙治水”，中央的决策很多时候被消解掉。

从小组“升格”为委员会，就是旨在根本上杜绝这一问题。这种升格并非级别上的提升，而是职责职能、工作方向的升级。相较于小组，委员会的职能范围更广、机构设置更规范、决策议事权威性更高。真正做到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决策性，最大程度吸纳改革力量，在根源上解决了过去政令难行、尾大不掉等情况。

换句话说，中共所做的，就是加强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在顶层设计的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将领导小组制度这一不太成熟的阶段性工作机制，向成建制的规范结构转变。

更深一步看，这实际上就是中国致力推动的“第五个现代化”，通过对顶层机构的改革，改变以往已嫌滞缓的权力运行机制，重新释放体制红利，同时扩大对外视野，以跟上内外两方面的趋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