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曾主导大规模国务院机构改革（图源：AFP）

作为习近平时代的又一个注脚，“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在北京时间3月13日揭开了一角面纱。这份涉及中国国务院多数部门的机构新建及重组方案，在未来不但意味着可能数十万公务员的进退去留，在不同部门间的迁徙或者适应，更显示此前数番未毕其功，中国的全面广泛的体制改革终于完成了强有力的启动一步，这将为中国的发展再次提供充足动力。

对于这样一份方案，在眼花缭乱的合并重组中，初看似乎多端寡要，抓不到重点，很难洞悉这一轮国务院改革中，最为重要、鲜明的特点为何。换言之，此番国家机构改革的一个基础逻辑究竟是什么？

无钱万事难，于人如此，之于国家尤甚。所有的行政行为中很大部分实际上就是资本，或者说金钱的分配。而所谓根结密植的部门利益，本质上也就是在争夺某一领域的资本支配权。当然，国家的建设发展更是离不开金钱。这也是为什么在历次的国家机构改革中，有关“钱袋子”部门的调整总是重头戏，今番也不例外。这些部门的改革能否及时匹配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实现有效焕新，常常会极大影响整体改革成效。

透过机构调整方案可见，这次改革共计五处与“钱袋子”有关，包括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组建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隶属关系，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或者是金融监管，或者是财税体制，明显可见，“钱袋子”以及对“钱袋子”的监督，进行了比较彻底的重构和调整，这是本轮改革中，不可忽视的一条主线。

朱镕基改革造就“大国崛起”

由此回溯，早在20多年前，由尚在副总理任上的朱镕基开启，延续其整个总理任期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也同样以对“钱袋子”的改革为主线，与今次多有相似之处。

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除去国务院办公厅，中国国务院的组成部门由原来的40个减少到29个。此次改革后，中国的经济特征得以全面重构，如建立了新的财税体制、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新的社保制度、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等，其基本格局延续至今。

在具体部门层面，此次和银监会合并为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保监会，便在1998年成立。此外，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也在同年并入证监会，原来由央行监管的证券机构开始由证监会统一监管，更加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渐显雏形。

而成立于1954年的国家经委，则在这次改革中吸纳了10个原部级经济部门，被称为“小国务院”。日后成为另一个“小国务院”的发改委，其前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也在此次改革中明确了主要职责。

朱镕基主导的这一系列改革，使中央政府能够控制和支配的资源得到巨大跃升，计划经济时期的臃肿体制开始“瘦身”，变得更为精简高效。

成功地使体制集约为“大国崛起”提供了充足驱动力。虽然伴随着一些争议，但朱镕基的这次机构改革，以收紧“钱袋子”为抓手，真正令国务院这个行政中枢得以发挥集权优势，也使朱镕基发挥其大师级经济治理才干成为可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逆势而起，创造了罕见的国民财富积聚时代，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国有经济盈利模式、制造业格局、地方财政收入模式以及国民财富分配等方面，均自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李克强任内的国务院改革将为中国发展再次提供体制驱动（图源：Reuters）

今次改革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20年后，一纸“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甚至都没有在前期于国内进行过广泛讨论，外界难免生出疑问，这次大规模改革又将把中国带往何方。

“钱袋子”仍是一个明显重点，银监会和保监会的合并，国税地税征管机制的改革，社保基金隶属关系的调整等，无不显示“钱”的问题再次成为阻碍中国健康平稳发展的主要症结。

那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国务委员王勇在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称，“为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解决现行体制存在的监管职责不清晰、交叉监管和监管空白等问题……逐步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简化王勇的解释，评论者总结指出，实际就是目前金融监管体制下，出现了严重的监管空白和沟通成本问题。前者指当前分业监管体制和混业经营趋势不适应，大量出现监管不到位，监管套利情况，后者是在监管过程中沟通不足，协调不到位，增加金融风险可能。

而保监会与银监会的合并，延续了2017年以来中国新金融监管框架的探索和搭建，包括金稳委的成立，金融业逐渐从分业监管进入协调监管。随着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此后预计将进行的证监会改革，中国的金融监管将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在最大可能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同时，也为服务实体经济和维持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国税地税征管机制的改革亦遵循同样逻辑，既要解决过去积聚而来的问题，也要为新时代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有学者指，财税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时连接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改得好，不仅能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还能扫清经济发展障碍，推动经济长远发展。朱镕基时期的分税制曾改变了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被动局面，重新拿回了财权。但这项制度存在遗留问题，一是事权不清，二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导致日后中国地方省份在土地财政上费尽心思，使得房地产狂飙突进，最终成为一个巨大的泡沫。

如今对征管机制的改革，显然是要对以此为代表的积弊进行彻底扭转，重新厘清央地关系，使财税体制再次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制度性的推动力。

其他如社保基金改变隶属关系，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内中逻辑均相类似，不再赘述。

从1998年到2018年，2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中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过去的体制在中国20年膨胀发展之后，其体制红利已经消耗无几，很多领域甚至成为阻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使中国再次进行彻底的机构改革成为一种必然。而那些“钱袋子”，则将在改头换面后，再次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动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