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创新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过程，不仅需要有合适的条件，而且需要有足够的勇气，那么这一点在“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便携式反坦克武器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冷战时期，超级大国要得到“武装巨人”的美称其实十分容易，只要毫不吝惜地花钱改进那些看似强大的装备并且避开实际战斗就行，但苏联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暴乱行动”却表明，获得这种美称的代价是昂贵的——这种美称所标榜的制胜能力与部队面临的战场实践严重脱节。讽刺的是，苏联解体后，作为冷战胜利者的美国饱尝了同样的苦果——他们在军事思想的解放领域遭遇了各种不同的“困扰”，进而对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创新造成了种种影响……

对经济型替代品的需求

在冷战刚刚结束的几年，美军各军种特别是美国陆军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基本仍然保留着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革新了的战术概念，这些概念在冷战中都十分有用。甚至在冷战即将结束时发生的一些小冲突中，利用这些战争方法也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战果——毕竟美国陆军在“沙漠军刀”行动中获得了荣誉，参战部队精神抖擞地回到美国时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此的依恋。更何况，美国军方的这种“短见”由于西方特有的无知而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他们认为要构成挑战，非西方军队就必须模仿西方的战争方法。从这个角度而言，冷战中的苏联军队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对手——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截然不同，但红色帝国的武装力量却是按照西方的理论、技术和组织方式建设的。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美军不断标榜自己的战略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相信，下一个对手如果要对美国的军事优势构成挑战，那只能是以模仿西方的战争方法来达成，冷战时期发展的大部分装备、特别是常规装备仍然具有无可争议的适应性。

正是基于这种思维，虽然“长标枪”的技术升级方案被否决了，但“标枪”本身却仍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吸取了“长标枪”技术升级方案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后，生产线从1998年开始进入了高速运转状态，由雷声与洛·马联合组建的“标枪合资公司”以平均每年1 500枚导弹和70具发射装置的生产速率交付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用以替代日益陈旧的BGM-77“龙”式便携式反坦克导弹。

不过，以FGM-148“标枪”来替代FGM-77“龙”式，在技术上或许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但这并不等于除了“标枪”外，美国军队就别无所求了。一方面，由于技术密集导致的昂贵造价是个大问题。如果单就打坦克这个主题而言，“标枪”会是极好的选择，但将问题扩大到经济上就另当别论了。

冷战的结束不但使全球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放缓，而且军费投入的降低也使冷战期间所开发的先进装备被大量放弃，经济战胜技术的例子不胜枚举。美国海军F-14被F/A-18E/F取代就是经济战胜技术的典型代表，陆军“科曼奇”隐身武装侦察直升机的下马则是另一个。反映到FGM-148“标枪”的现实同样不容乐观。FGM-77“龙”式反坦克导弹（包括FGM-77B“龙”Ⅱ）产量高达50 000枚（发射装置7 000具），采购成本不过13 000美元，而FGM-148的采购成本却高达75 000美元（均为1998年币值），几乎6倍于前者！即便以一对一的比例进行替换，所需的费用也将是一笔足以让国会惊呼的天文数字。更何况，按照冷战结束初期的美国所奉行的军事战略，轻装地面部队介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

1992年，美军参联会提出了“兵力投送”理论，其基本考虑是，美军不可能准确预测危机的发生而事先部署，对付危机的关键是在危机出现时迅速将驻本土或前沿的部队送往战区，形成强大战斗力。该理论要求陆军的编制和装备适合快速投送的需要，不仅能实施较小规模的应急作战，而且能在关键地区威慑制止潜在对手的军事行动。一旦威慑失败，前沿存在部队能迅速从威慑态势转为作战态势，并战而胜之。同时，海军也提出了“由海向陆”理论，要求美国海军由过去以海上作战为重点向以对陆作战为重点转变，提出在美国前沿存在军事力量收缩的情况下，海军陆战队必须加强从海上向濒海陆地及内陆地区发起攻击的能力……显然，在新的军事战略规划中，“应对危机、快速反应”成为核心，重装部队地位相对下降，轻装部队地位相对上升，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对于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的需求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这就决定了除“标枪”外，还需要一种更为廉价的“龙”式替代方案作为补充。

另一方面，抛开单纯的经济因素外，技术上的高度敏感性，也令美国军方对“标枪”的出口投鼠忌器，以至于产生了“技术钝化”的需求。要知道，军售从来都是一种有力的政治工具，而要保持政治上的影响力，军售清单上若没有“便携式反坦克导弹”是不可想象的。不过问题在于，随着“龙”式的停产，到20世纪结束前夕，“标枪”将是很多美制武器传统用户唯一的选择。而与前者相比，后者的技术水准要高出整整一个量级，不折不扣地跨入了高技术尖端武器的范畴，这就使事情变得微妙起来。尽管传统的观点认为，武器出售是一种对外政策的工具，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之所以更为宽松地批准高技术武器的出口，主要是出于经济效益的原因：在本国采购量不足的情况下，只有确保生产线始终处于持续生产状态，通过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才能降低美国武装部队的装备成本。也正因为如此，既便因冷战结束而世界市场萎缩的情况下，美国在世界武器出口中的份额反而引人注目地上升。确切地说，从1989年以来，美国的武器出口下降了10%，但在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却从30%上升到了45%。然而矛盾的是，倘若“标枪”这类在政治上较为低调但技术又极为尖端的武器，被更加宽松地出售给政治上“不稳定”地区的那些“有问题”的政府，很可能造成“意料之外”的结果。

对此，美国国内反对的呼声却已经高涨起来了。一些批评家认为，这种行为或许会显著降低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冲突的风险，但这种风险也同样可能祸及美国。它会加速产生以高昂的投资发展下一代武器的压力，也就是说，美国将陷入因由自己的尖端武器装备或技术的扩散而激发的一场与自己进行的军备竞赛。因此，有学者提出了一项似乎稳妥的出口政策，就是要在通过大规模出口而降低高技术装备成本的举措，和严格控制常规武器及其技术扩散之间必须做出一个权衡的考虑。“只有当一个国家符合美国在人权、民主和非侵略性方面的标准时，才可以向该国出售‘标枪’这类尖端武器”，因为这与“美国特色”的和平及稳定密切相关。只可惜，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符合所谓“人权、民主和非侵略性方面”的标准，无疑是一件非常值得商榷的事情，更何况国际政治又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因出口“标枪”最终令美军“自食其果”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这同样要求美国军工企业在冷战结束后，需要提供一种或几种在技术上“不那么敏感”的“代用品”用于出口并兼顾自用。有意思的是，降低采购成本与“钝化”敏感技术用于出口的双重要求，又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国新一代便携式反坦克武器，向“均衡的多用途”方向发展的趋势——“反坦克”的要求被首次放在了次要位置。这其中的奥妙在于，低成本的“新一代便携式反坦克导弹”不等于技术简化版的“标枪”，更无意取代“标枪”的地位，因此只能是在经济、技术与用途间进行平衡的产物。

蹉跎的岁月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军费一减再减，直到2000财年军费开支才第一次大幅度增长，从1999财年的2 810亿美元增加到2000财年的3 017亿美元。和平年代英雄气短，反坦克导弹未打实战先打商战，经济性要求被放在了第一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拉法尔公司的“长钉”MR便携式反坦克导弹与美国罗亚尔公司（现并入洛·马公司）的“短程突击武器”（SRAW）方案，双双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密切关注。

“长钉”MR在重量、操作方式乃至战术性能上与“标枪”十分类似。其整个系统战斗全重26千克，同样能以“发射后不管”的方式，从顶部用串联战斗部击毁2 500米外的第三代主战坦克。事实上，除了战斗全重稍重外，“长钉”MR的战术性能甚至要比“标枪”更有优越性。比如，“标枪”最大有效射程为2 000~2 250米，而“长钉”MR则达2 500米；“标枪”的射手只能“先锁定后发射”，而“长钉”MR的射手却可以在“先锁定后发射”、“先锁定、发射、解锁、修正、再锁定”与“先发射再锁定”三种不同方式之间进行选择，尽显战术上的灵活性。不过，与战术性能上的些许优势相比，“长钉”MR的真正优势在于价格——包括热像仪组件在内，“长钉”MR系统的采购价格仅仅相当于“标枪”的3/5。这就使“长钉”MR具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以色列人究竟是如何以不可思议的低成本做到这一切的？这其中的奥妙与其说在于技术，不如说在于思维方式。作为冷战中不计工本打造的“步兵之矛”，“标枪”实际上是一种自主式的“空中机器人”，或者说将一个“完整的飞行员大脑”装在了导弹里，但也正因为如此，昂贵的、不可复用的引导头占据了其成本比例的绝大部分，性能与成本间的矛盾也因此变得不可调和。以色列的工程师们则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对“大脑”的功能进行物理解构，尽量将其中最昂贵的部分移植于可复用的发射控制装置而非不可复用的弹体，至于解构后的两部分之间则通过韧性极好的军用级高速光纤进行数据交换，从而在逻辑上仍然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如此一来，既满足了“发射后不管”的技术需求，又大幅降低了弹体成本，可谓两全其美。

不过，与以色列人的“长钉”MR相比，罗亚尔公司的SRAW方案——“捕食者”则另有一番风光。在技术层面上，这是一个将自锻成形战斗部、软发射技术与廉价的惯性制导系统结合起来的产物，实际上是以经济性为前提，对各种成熟技术进行重构，似乎缺乏“标枪”那样的“惊喜”。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捕食者”却暗自契合了克林顿政府在防务政策上的经济导向。要知道，对教育的改革和投入、对技术创新的重视，成为克林顿政府发展经济的两个重要基础。其中，对于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克林顿政府比往届政府的认识要清楚得多，其政策实践的结果，推动了美国经济连续十年的增长，稳住了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略显动摇的领头地位，将德国、日本等主要竞争对手甩在了后面。同时，克林顿政府的防务政策也具有浓厚的经济色彩，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确立“国家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战略观点，把国防经济和民用经济紧密地结合起来，将重点从为国防服务，强调尖端军事科技研究，转向强调政府和私人部门密切合作，加速军事科技向民用生产的转化，增强高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推动军转民技术，加大对民用技术的投入，反过来推动了美国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美国具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这就决定了如果要作为“标枪”的补充而非替代品，那么在新一代“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系统”的规划中，对军民两用技术的大规模利用就要成为“必须”。事实也的确如此，作为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届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继续削减国防支出，任期内的美国军费开支一直是负增长。克林顿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不想让巨额的国防开支拖累经济的增长，但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保持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又是必须之选，尽力避免造成因削减国防开支而导致美国地位受到损害的印象和事实。所以为了避免因政府削减军费开支的行为引起共和党的批评和军事承包商的不满，克林顿政府将目光转向改革国防采购政策，试图通过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来达到在削减军费开支的同时，又能发展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目的。

显然，在克林顿政府强调军事技术投入的民用经济性价值的呼声中，作为一种技术上较为“平庸”的作品，“捕食者”对成熟技术进行合理整合的“卖点”显然是一大优势，这恰恰迎合了当时克林顿政府奉行的防务经济政策。遗憾的是，无论是“长钉”MR还是“捕食者”最终都没成为美国军方的囊中之物。按照公开的说法，美国陆军在考察后认为，“长钉”MR在本质上仍属于一种“有线制导”，这使其在战术性能上受到了制约，特别是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任务能力不足，与真正意义上的“发射后不管”仍有区别；至于“捕食者”，虽然通过对大量成熟技术进行高效整合，以一种更为廉价的方式实现了“发射后不管”的精确打击能力，但射程过短而且对付高机动目标的能力有限被认为是一个“致命伤”。耐人寻味的是，对于陆军的这种说法海军陆战队也不置可否。

然而，这种解释其实不过是一种托辞，真实的原因其实显而易见——“长钉”MR与“捕食者”的采购必将威胁到“标枪”的地位，这是美国军方不愿意看到的。虽然克林顿政府时期提出了“新干涉主义”理论，主张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为借口，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然而口头上的防务政策指向是一回事，这些政策能否实施、实施的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毕竟削减军费开支始终是克林顿政府防务政策的“主旋律”。

事实上，就在弗朗西斯·福山以“历史的终结”来总结美国在冷战中取得的胜利时，就在老布什在竞选连任中突出其外交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时，民主党人看到了美国在冷战中，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中竞争优势的逐步减弱，看到了西德和日本在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日益落后趋势。如何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并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成为了克林顿竞选总统的主题。也正因为如此，在当选后，克林顿政府一再强调要牢牢确立“国家安全主要是经济安全”的战略观念。提出“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安全保障的核心因素”的方针，抓住冷战结束后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减少国防开支，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保障美国“经济安全”重振雄风，以对付新的挑战和威胁，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新秩序。这就使美国军方的担心完全有其道理——在奉行财政保守主义的民主党势力鼓动下，一旦价格低廉的“长钉”MR与“捕食者”被列入采购清单，很可能变“客”为“主”，取代“标枪”的位置。结果，“长钉”MR的采购案最终不了了之，“捕食者”也在制造了281枚样弹后，止步于1998年的工程制造研发阶段。就这样，或许在FGM-148刚刚定型时，虽然“标枪”太贵，需要一种廉价的制导武器进行补充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在克林顿政府的两个任期内，这种“共识”却并没能变成“现实”。对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的发展而言，克林顿政府时期可谓一段难挨的“蹉跎岁月”。

不仅是便宜——“9·11”后的新需求

冷战结束后，美国便携式反坦克武器发展“停滞”不前，这种局面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才被打破。“9·11”事件是美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地缘政治时代的结束和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它成为美国观察世界、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个滤镜。美国传统的安全观主要着眼于防范来自另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军事扩张、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渗透，而“9·11”事件之后美国不再把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威胁的来源，或者作为衡量某个对象是否是外来威胁的主要指标，而是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实在威胁，其特点是“极端主义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即所谓传统国家形式的“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与非国家形式的国际组织结成的联盟，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现代通信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媒介。

在这个大背景下，随着10年“反恐战争”拉开序幕，美国军事战略迎来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力度最大的军事战略转型。认为面对恐怖主义袭击和未来不确定的多种威胁，很难预测敌人是谁，更不知道敌人将从哪里发动进攻。但可以预测敌人可能采取何种手段进行威胁与攻击，可能掌握何种能力和多大能力。因此，国防建设要基于能力，只要具备了相应的能力，不管敌人是谁，威胁来自何方，都能有效对付。强调部队既要准备与传统军事大国作战，还要具备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能力；既要又快又好地完成作战任务，还要胜任维和、维稳、人道主义援助等其他任务。试图将美军打造成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军队。于是在“反恐”成为政府各项政策的中心的情况下，不但小布什政府由一个“弱势”政府（在小布什总统的执政初期，其政府前景并不看好）成为了一个“准战时政府”，而且军费投入和军事科技政策都发生了变化。

与克林顿政府时期军费开支连年下降相反，小布什政府时期军费开支持续增长，从2000年到2009年，十年间增长了75.8%，人均军费开支达到了2 100美元，居世界各国之首。2009年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6 610亿美元，占到全球军费开支的43%，相当于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五的14国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也一直在增加，从2000年的2.96%持续增加到2009年的4.68%。在“反恐战争”的主题下，从2002年开始，联邦政府的军事科技投入又重新突飞猛进，再次成为增长最快的科技投入项目。2003年联邦总体研发预算首次超过1 000亿美元，比2002年增加了135亿美元，其中联邦国防预算比2002年增加91亿美元，达573亿美元，国防研发预算重新占到联邦研发预算的57%，增加了两个百分点。2005年联邦研发费用再创新高，接近1 200亿美元，其中国防研发预算达708亿美元，比2004财年增加了54亿美元，增速明显高于非国防研发预算，比例超过全部研发预算的59%，此后直到2009年一直保持着这个比例。联邦非国防研发经费的增长有所放缓，就连前几年的预算宠儿——国立卫生院（NI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项目在新财年也不得不让路。这表明，小布什政府在军事和民用的投入倾向上，不同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强调军民两用，重新把研发重点转向了军事。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便携式反坦克武器系统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

不过，“现实主义”路线的问题在于，在技术幅度上过于保守，以至于效果相对有限，而美国人对技术能解决战争挑战的信念偏偏又有着惊人的韧劲。事实上，这种对技术的崇拜除了对部队的现状造成影响外，它甚至还严重影响到美国人怎样界定军事胜利。虽然越战的失败暂时使这种机械的思维名声扫地，但仍有一些人坚持，只要去发掘，用技术解决战争的办法肯定唾手可得。或者说，对技术寄予无限信任的这些人来说，战争如果说是一种无秩序的现象，那它也是可预测的，失败只是简单的费效比分析——任何军事能力的有效性就是摧毁了多少目标和造成多少伤亡，这是可以计算的。于是在这种思维的驱使下，制导武器要比非制导武器更受青睐，技术制胜成为“9·11事件”后主导美国便携式反坦克武器发展的真正潮流。当然，这种技术制胜的前提是经济性，实际上意味着为技术制胜设定了一个更高而非更低的门槛，但这就令事情变得复杂化了。对此，从短程突击武器（SRAW）计划的重新招标中，我们可以得到充分体会。

事实上，根据反恐战争打响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变化，也为了适应当时美国军费开支的条件，在重新启动的SRAW计划中，美国五角大楼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保证装备真正有效、创新设计的同时确保价格的合理？二是在不冒加速武器扩散和丧失美国技术优势风险的前提下，五角大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到合适的武器部件？三是对于美国的国防工业而言，通过出口尖端武器的方式来大幅度降低武器成本的做法是否可行？四是五角大楼将向谁购买武器？

这一连串“问号”实际上反映了反恐战争中，美国军事装备采购政策不同寻常的变化。为适应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冷战后的美国国防工业进行了巨大调整，而且绝大部分进展是出乎先前意料的。在冷战结束时，观察家预测军事工业的合同会急剧减少50%左右，他们希望国防承包商们把他们的利润、熟练劳动力和技术再投资于非国防产品的市场，其规模逐渐缩小并不断减少对国防需求的依赖。但事实并非如此。与SRAW在10年前刚刚启动时相比，军工企业的合并使装备研制的主承包商数量陡然减小，五角大楼在这个问题上遇到很大的困难，面对这样的局面，它要么强化它的监督机制，要么寻找增加竞争者的途径，而从实际出发，后者则更为可行。而国内的竞争者又未必是最佳的选择，但从外国供应商处购买武器，在安全和政治因素方面带来的诸多问题又难以妥善解决。

面对种种问题，从“封闭的美国堡垒”中走出来成为了必然的趋势，美国设计的武器将会被更多的国家或地区购买和使用，而美国将更依赖于外国供应商提供武器部件，这是一个五角大楼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和趋势。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只能与其盟国共同寻求签订国际协议并建立国际机构，以此来实现国防工业的现代化，共享技术和产品，同时严格限制全球武器输出的通道，此外还必须要考虑到大型私人企业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作为“9·11事件”的“受益者”，一度被冻结的短程突击武器（SRAW）计划于2001年年底重见天日，但此时除了罗亚尔公司（此时已并入洛·马公司）的“捕食者”外，再次重启的SRAW计划又增加了法国宇航的“沙蛇”与瑞典博福斯公司的MBT-LAW两个竞争者，这就使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应该说，在复活的“SRAW”计划中，三个参与竞标的方案都能够满足基本战术需求——系统全重不超过12千克，最大有效射程不低于600米，最小有效射程不高于25米，拥有令人信赖的“软发射”能力和可靠的精确制导手段。然而在奉行的技术路线上，“捕食者”、“沙蛇”与MBT-LAW却各有千秋。“沙蛇”是SRAW竞标方案中技术最为成熟的一个，是世界上近程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的开山之作，也是世界上最早拥有“软发射”能力的反坦克导弹。其系统全重12千克，弹长905毫米，射程50～600米，串联战斗部破甲厚度900毫米。可以以立姿或是跪姿肩射，也可以使用小型三脚架支撑在地面上进行有准备的卧姿射击。发射时，导弹的小型起飞发动机先使导弹以17米/秒的低速飞离导弹发射筒，其后由主发动机提供续航推力，将导弹加速度到260米/秒。这使其能够在一个不小于3.65米×4.75米×2.13米的一个封闭空间内安全发射。然而问题在于，虽然高达90%的命中精度令人称道（这是指在使用三角架的卧姿状态下，而以肩射方式命中率为70%左右），但作为一种二代半自动指令有线制导的反坦克导弹，缺乏“发射后不管”能力而且飞行速度过于缓慢成为“沙蛇”的致命伤，这使其在SRAW的竞标中最早出局。

同“沙蛇”相比，MBT-LAW与“捕食者”在技术上都要时髦得多，“软发射”与“发射后不管”成为基本的技术标配。MBT-LAW实际上是利用“比尔”2反坦克导弹的战斗部、控制机构、尾翼稳定机构与AT4CS反坦克火箭筒的筒体发射机构、弹体以及全新原理的制导机构相结合的产物，也被称为“比尔”3反坦克导弹系统。虽然尺寸、战斗全重和有效射程与“沙蛇”类似，但两者的技术性能却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作为一种便携式的肩射精确制导武器，基于预测瞄准线（PLOS）技术的“发射后不管”能力集中体现了MBT-LAW的技术特色。这种所谓的预测瞄准线（PLOS）技术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火控算法，即发现目标后，射手在瞄准的同时跟踪运动中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通过预测瞄准线（PLOS）技术实现了“发射后不管”，没有了导线羁绊的弹体能够以更快的速度飞行——MBTLAW最大飞行速度因此达550米/秒，远远超过了“沙蛇”的260米/秒，这对于战术上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同样因为预测瞄准线（PLOS）技术的采用，MBTLAW实现了两种弹道攻击模式，作战灵活性进一步提升。这两种弹道攻击模式其中之一是继承自“比尔”系列的掠飞攻顶模式，但又有所改进。事实上，为了提高掠飞攻顶模式的战斗效能，MBTLAW传感器系统包括光学和主动磁感应两种传感器，这成为了一项不可忽视的技术特色。在掠飞攻顶模式时，两种传感器相互作用。导弹到达目标上方时，两种传感器同时给导弹发出信号，通过目标算法发出指令。此时，不论目标暴露与否，导弹都能起爆战斗部，从顶部对目标进行攻击。有了两种传感器，使导弹的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MBTLAW另一种弹道模式是直接攻击模式。在直接攻击模式时，导弹沿瞄准线飞行，到达目标后战斗部不是由传感器引爆，而是靠导弹直接与装甲目标碰撞后引爆，摧毁目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MBT-LAW利用了“比尔”2反坦克导弹的战斗部，但由于“比尔”导弹的一级战斗部与弹体轴线成60度角，二级战斗部与弹体轴线垂直，这不仅使战斗部的直径受限、威力受限，而且由于“掠飞攻顶”弹道在战斗部向下攻击时，弹体仍有向前的运动，再加上弹体旋转的陀螺章动效应，会造成金属射流严重发散，降低了破甲威力。所以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博福斯公司专门为MBTLAW研究了一种巧妙的办法来加以动态补偿，以保证破甲威力不降低。

与“沙蛇”相比，同时拥有“软发射”和“发射后不管”能力的MBT-LAW，在技术上的优越性不言而喻，但这种技术优越性是否能够转化为复杂战场环境中的战术价值？答案显而易见。比如，MBT-LAW作战过程时间短，2秒之内就可攻击到400米外的目标，这意味着对于那些意外出现的近距离目标，来不及制导跟踪既可以瞬间发射。再比如，射手能从各种位置上发射MBT-LAW，不但包括有限的封闭空间，还可以从45度向上或向下攻击。更重要的是，MBTLAW既能对付完全暴露的目标，也可对付部分隐蔽的目标，而“沙蛇”对于部分隐蔽目标的能力却很有限。但令人感慨的是，虽然在技术先进性上，MBT-LAW较之“沙蛇”体现出了“代差”，而且在同时进行的英国“下一代轻型反装甲武器”（MLAW）选型时，更是击败了洛·马公司的“捕食者”，获英军2万具的采购大单，但在最引人注目的SRAW竞标中，MBTLAW却成为了“捕食者”的手下败将。

MBT-LAW为什么在SRAW中被淘汰出局？“捕食者”又为什么在SRAW中笑到最后？这其中的原因远非一句“孩子还是自家的好”就能解释的。“捕食者”项目启动于冷战刚刚结束的1992年，曾因被担心影响“标枪”的采购而倍受冷落，但以现在的眼光衡量，这是一种很有预见性的便携式多用途反坦克导弹系统——实际上是针对FGM-148“标枪”太贵，而M136性能上又不足的缺点，进行取长补短的产物。其特点是重量轻、射程适中、拥有“软发射”能力、有效威力大但附带危害又小、发射后不管和成本低廉，非常适合复杂战场环境下反恐战争的需求。

“捕食者”系统全重9.07千克，弹长889毫米，有效射程17～600米。由于制导组件全部装在弹体上，其发射装置比较简单，由发射筒、击发装置和瞄准镜组成。弹体配有爆炸成型破甲战斗部，具有在密闭空间“软发射”和“发射后不管”能力。大体来说导弹采用尾翼式气动布局。头部为卵形，弹体为圆柱形，尾部稍稍收敛，并且装有四片可以折叠的尾翼和电磁阀操纵的燃气喷射反应系统。弹体从头到尾依次为导引头、战斗部、控制舱、起飞发动机、续航发动机等舱段组成。最前端的导引头内装有目标探头和激光器，后面是圆柱形战斗部，战斗部后边的控制舱内装有惯性测量传感器、自动驾驶仪和制导程序处理器。为了改善全弹的气动外形，后面的发动机舱收敛为圆锥体外形，前面大后面小，装有起飞发动机和续航发动机。导弹的最后是四片可折叠的尾翼和电磁阀操纵的燃气喷射反应系统。这其中，“捕食者”的动力系统和软发射技术实际上均取自FGM-148“标枪”，由转包商阿利安特技术系统提供。第一级固体发动机点燃后将赋予导弹34.8米/秒的初速，续航发动机在导弹飞行5秒钟后点火，并在125米处脱落。它可使导弹最大速度达到300米/秒，抵达500米处耗时2.25秒。导弹飞行方向的控制是由喷气反应控制系统实现的。由于该弹具有初速低、噪音小、后焰温度低等特点，因此可以在不对射手人身造成伤害的情况下，从不低于3.65米×4.75米×2.13米的一个空间内发射。不过真正需要关注的重点在于，“捕食者”虽然是一种具有“发射后不管”能力的精确制导武器，在综合性能上与MBT-LAW旗鼓相当，但采购成本却只有“标枪”的1/4，甚至低于“沙蛇”，这就对MBT-LAW形成了极强的竞争力，以至于被认为是得以在SRAW中胜出最关键的因素。

“捕食者”低价而高质的奥妙何在？这其中的诀窍在于，“捕食者”系统将昂贵的凝视红外焦平面阵列引导头，代之以便宜的惯性制导引导头，从而规避了MBT-LAW复杂的制导算法和由此带来的高昂研发成本，又大大地降低了发射装置的结构复杂性。

至今惯性制导技术的发展己有50多年的历史，经过不懈的努力，惯性制导技术从最早的机械式陀螺自动驾驶仪发展到惯性平台系统、惯性捷联系统和惯性组合导航系统等，从气浮、液浮、挠性陀螺发展到三浮陀螺、激光陀螺、光纤陀螺、微机电陀螺等，性能越来越好，体积越来越小，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这使其应用于弹体狭小的便携式制导武器成为可能。虽然在理论上来讲，惯性制导的优点在于便宜，而缺点在于累积误差大，不适于攻击远距离目标，但“短程突击武器”对射程恰恰没有太高的要求，这就使缺陷变得无关紧要。

需要提及的是，为了与惯性制导技术相匹配，为了有效打击运动目标，SRAW改“标枪”的线制最优制导率为微分对策制导律。所谓线性最优制导律就是根据战技指标的要求，引入性能指标，通常表征为导弹的脱靶量和控制能量等，把导弹或导弹与目标的运动方程看作是一组约束方程，再加上边界约束条件，最后运用极小值原理得到的制导规律；而微分对策制导律并不是一种最优制导规律，但是它的综合性能却是最优秀的。它将现代的最优控制与对策论结合于一体，与最优制导规律相比，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方动态控制。微分对策制导律和最优制导律的不同在于，最优制导律要求知道精确的目标加速度，而微分对策制导律则不需要知道，只需知道目标的机动能力，即最大加速度。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机动方式，只要目标的加速度小于它的机动能力都能取得有保证的性能指标。

事实上，惯性制导系统和微分对策制导律的采用，使SRAW系统成为了一种在作战使用上很有“个性”的便携式多用途反坦克导弹。导弹发射前，射手用光学瞄准具跟踪目标，在发射前2秒，导弹内的传感器便自动测量目标运动参数，并把数据输入自动驾驶仪，无需射手加入提前量。导弹发射后，弹上简单廉价的惯性制导系统自动测量实际飞行弹道，不断产生修正指令，控制导弹飞向目标。制导系统还能自动修正各种干扰，比如横风、发动机推力偏心，尾翼偏心等产生的弹道偏差。导弹发射后自动爬升，飞出65米后达到最大弹道高度2.5米。飞抵目标上空后，导弹头部向下倾斜的激光传感器能显示出目标的前沿和后沿轮廓，经过电脑验证后引爆战斗部。

不过，“捕食者”能够在SRAW竞标中最终胜出，抛开价格优势这一关键因素外，性能上的某些独特优势同样不容忽视。早期的“捕食者”主要是为满足海军陆战队研制，因此采用爆炸成形战斗部，也就是自锻破片战斗部。战斗部垂直于弹体安装，引爆后爆炸波将钽制药罩压缩成穿甲弹丸，以超过6马赫的速度攻击目标顶部，显然这种作战方式以反坦克作战为主，多用途能力相对有限。虽然对此我们无可厚非，由于军种特殊性缺乏完善的反坦克手段，海军陆战队始终对便携式武器的反坦克能力看得很重，这一点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有所改变。

但在2002年反恐战争全面展开后，为了增加其多用途能力，洛·马公司还是为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研制了一种被称为“捕食者”MPV的衍生型号。与基本型号的“捕食者”相比，这种所谓的“捕食者”MPV改进之处在于两点：一是对火控软件进行重新编程，可在掠飞攻顶弹道与直射弹道间进行切换；二是将多用途能力有限的爆炸成形战斗部替换为多用途能力较强的MPIM战斗部。MPIM战斗部是“陆军多用途单兵弹药”计划的产物，实际上是一种用于实施直接攻击的串联战斗部，对城市战中的典型目标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它首先利用爆炸成形弹芯将目标外层炸开一个洞，然后向洞内投入一个“手雷装置”引爆，从而取得独特的“墙后杀伤”效果，主要用来杀伤加固掩体内和混凝土墙、砖墙后的人员，也可以用来摧毁装甲防护适当的轻型装甲战斗车辆……总之，相比于炫耀火控算法、卖弄技术名词的MBT-LAW，“捕食者”与“捕食者”MPV在经济性和技术性间进行了更为合理的取舍，这使洛·马在SRAW的竞标中大获全胜，于2006年分别被美国军方正式定型为FGM-172A/B。

结语

战争史依据牛顿的物理法则提出了一个必然的军事结论：提供军事优势的每一项成功的技术或战术革新，最终都会产生与之相抵消的反应，并且将优势转移到敌对的一方。就某些角度而言，已经打了十几年恐怖份子，却“越反越恐”的反恐战争便是如此。

凭借技术制胜的理念，美国的军事霸主地位已持续了70多年，已成为西方大部分国家效仿的标准。美国目前的军事优势来源于将工业能力和技术知识转化为战场优势这样一种了不起的能力，这种优势随着弹药威力以越来越低的成本进行越来越精确的使用而日益体现出来。但是对于一种战争方法来说，70多年是个太长的时间，它不可能一直有效地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出现与之抗衡和竞争的其他方法；这些方法将构成真正的挑战，远比五角大楼曾经的时髦词语“非对称战争”更危险和有效。所以不可避免的是，一个具有创见的敌人终将发展出一种战法来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但这又绝非是“低成本单兵便携式多用途反坦克武器”之类技术制胜的产物就能应付的。然而一支军队，特别是技术性强和富有动力的军队，却又必须在战场上进行调整和学习。事实上，迅速适应的能力也是军事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当一方在变化和调整时，另一方最终也必须去那样做。这就使事情只能在矛盾中发展前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今天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背包中的火力支援武器”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低成本”、“可制导”成为起码要求，而“反坦克”能力的要求则被删除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也正因为如此，成为了另外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