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我在一家对冲基金工作。到危机结束时，我已经在美国财政部任职。在这两个地方，我都与一些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人共事。

2008年的剧烈动荡，是他们对金融市场的全部认知。我当时对他们说：“记住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这一生都不会再看到这样的情况。”

现在我不再那么确定了。也许他们会看到更糟的。

我们已经回到了一个充满风险的时期，各种压力正在积聚，而这些压力正是过去引发重大金融危机的根源。

这一次，风险分散在不同行业、市场和国家：人工智能、约2万亿美元规模的私人信贷行业、股票市场、台湾以及如今的伊朗。

这些风险往往被逐个分析、逐条新闻报道，我们分别理解它们。然而，这些其实是同一底层结构的不同入口——一个复杂且高度耦合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具体的压力来源并不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压力传播的速度。

系统性紧张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

先来看私人信贷，已经出现令人担忧的信号。在过去二十年里，传统银行在金融危机后逐步收缩，使得许多公司越来越依赖向机构投资者借款。但这些贷款很少被转手交易，导致投资者无法确定这些资产的真实价值，也不清楚在市场恶化时能否顺利出售。

如今，问题更加复杂，因为支撑这一借贷体系的许多借款人是软件和科技公司——这些业务很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这种脆弱性已经开始令投资者担忧。在利率上升推高借贷成本的背景下，一些投资者已开始从蓝猫头鹰、贝莱德和黑石等知名公司的私人信贷基金中撤资。蓝猫头鹰的股价已大幅下跌。

由于这个市场没有统一交易所，信息也不透明，投资者撤资可能引发类似挤兑的连锁反应，而这种情况在过去曾将金融压力演变为全面危机。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热潮正推动资金异常集中地流入少数几家主导性科技公司，使估值被推高到一个危险水平。

目前，仅10只股票就占据了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三分之一以上。这种集中程度前所未有，也极其危险，因为任何一家公司受到冲击，都可能在整个市场中扩散，而不是被市场吸收。

看似彼此独立的发展，一方面是新型借贷市场和技术变革，另一方面是股市的狂热，其实是同一套资金与预期网络，在不同方向的体现。

当然，私人信贷不仅为那些容易受到人工智能冲击的公司提供融资，同样是支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资金来源——包括数据中心和半导体芯片。

而这些基础设施主要由谷歌和微软等少数几家主导股市的公司建设。在这个高度联结的系统中，私人信贷的动摇会冲击这些科技巨头的人工智能投资，进而威胁数以千万计人群的投资组合、退休金和养老金。

此外，人工智能的繁荣也正在对依赖的实体基础设施施加新的压力。了，需要巨大的电力消耗，并对先进半导体有着极强需求，而这些资源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属性。

以伊朗为例，如果冲突引发能源冲击，导致电力成本上升或供应受限，将直接影响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生产，进而推高科技巨头的成本，这些压力最终会传导到私人信贷和股票市场。

再看台湾。如果中国大陆发动入侵或实施封锁，美国获取半导体的渠道将受到严重限制。这将立即减缓人工智能的部署，削弱推动人工智能繁荣的企业，并产生连锁影响。

当前的金融体系之所以会失败，并不是因为某一件事出错，而是因为不同冲击通过同一结构传播，并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扩散。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其传播速度往往快于应对能力。

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私人信贷并不是与人工智能并列的独立风险。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芯片和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依赖私人贷款来建设。而这些贷款的投资者难以迅速变现。

一旦系统出现震荡、他们需要筹集现金时，就会像所有投资者一样，卖掉那些可以迅速出售的资产——也就是主导主要指数的大型上市科技股。

这种体系我们并非首次构建。2008年的危机常被描述为房主过度负债、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按揭贷款违约的故事。

但真正让危机变得如此严重的，并不是房地产泡沫本身，而是围绕房地产市场构建的金融体系。复杂的新型金融工具掩盖了风险，使整个金融系统的资产负债表紧密交织，并削弱了原本用于吸收冲击的缓冲机制。当房地产市场崩溃时，这些工具几乎拖垮了整个金融体系。

这一次，危险不在于金融工程，而在于金融体系已经与现实世界的脆弱性深度绑定——电网、水资源、土地和供应链。这种结合创造了市场无法有效分析的新型风险。

我们用于识别风险的模型依赖价格、波动性和相关性，但无法识别电网故障、干旱或供应链中断。当这些风险最终反映到市场数据中时，损害往往已经发生。

伊朗、台湾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实体风险，正在取代2008年之前那种金融风险。我宁愿面对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只会影响价格，而实体风险会改变整个世界。

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理查德·布克斯塔伯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恶魔》一书的作者，此书于 2007 年对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发出了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