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郭文贵（Miles Guo）被指掌控多达约500个银行账户，账户内资金以“数亿美元”计。他在YouTube视频中炫耀游艇、豪宅和跑车，生活方式极尽奢华。

　　但当郭文贵在2022年申请破产时，他却自称“身无分文”。即便他一边花费1,800万美元翻修自己位于新泽西的“镀金时代”豪宅，一边仍在破产申报文件中宣誓称其净资产几乎为零——仅剩3,850美元。

　　当法院指定的受托人开始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并着手出售这些游艇、房产与车辆时，郭文贵随即转入“反击模式”。

　　一场“来自地狱的个人破产”

　　从申请破产到2023年因联邦诈骗案被捕的这段时间里，郭文贵动员了一支遍布国际的追随者队伍。这些人相信他终有一天会成为“下一任中国总统”。

　　在他的鼓动下，追随者向破产案件卷宗提交了数百份滋扰性索赔，公开债权人个人信息，对受托人及其律所进行围堵抗议，地点横跨纽约、伦敦、东京等地。部分人甚至举着标语牌，上面印着受托人的照片，并被描述为“牙齿滴血”。

　　这起案件被形容为“来自地狱的个人破产”——一场仍在持续的Chapter 11清算噩梦：郭文贵在狱中等待量刑，而破产清算仍深陷资产追索、索赔核验与诉讼泥潭。

　　这同样是一则警示：当债务人拥有财富、影响力与动员能力时，可能如何“劫持”破产制度，拖延对受害者的救济——而其中一些债权纠纷甚至可追溯几十年。

　　四年过去，受托人仍在寻找资产并梳理超过1,000项索赔。债权人至今未收回一分钱。

　　负责受托人团队的律师Nicholas A. Bassett去年在法庭上对破产法官表示：“毫不夸张地说，我认为从未有过一宗破产案像这一案这样。”

　　根据报道，郭文贵预计将在4月接受量刑。郭文贵本人拒绝接受采访；其破产案与刑事案代理律师对相关采访请求未予置评或未作回应。

　　从东北小城到地产开发商

　　报道将郭文贵的故事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东北。他曾描述自己中学辍学，靠卖牛仔裤和收音机养家，家中有七个兄弟，其父母强烈反共。

　　在郭文贵2018年针对另一名反共人士提起的诽谤诉讼中，他的材料甚至写到：小时候他会反复去村里的公共水井边寻找母亲，担心母亲会因长期苦难而跳井自尽。

　　进入1990年代，郭文贵开始投资并开发商业地产，最知名项目之一是2008年在北京建成的盘古大观酒店与办公综合体。

　　2014年移居纽约与“富豪异议人士”形象

　　2014年末，郭文贵移居纽约，并迅速在美国塑造“资本主义成功者”形象。他以6,750万美元购入俯瞰中央公园的顶层豪宅，位于Sherry-Netherland酒店第18层，面积约7,000平方英尺。

　　他在豪宅接受媒体采访时自称“异议人士”和“寻求庇护者”，称自己来到美国是为了以反共活动家的身份“富足地生活”。

　　但在其刑事审判中，联邦检方给出另一套叙事：郭文贵离开中国的真实原因是债务压力不断加大，以及一名商业伙伴因腐败指控被捕。

　　检方称：在2018年中国政府冻结其香港银行账户一个月后，郭文贵开始实施诈骗计划。随后五年，他利用社交媒体与面向海外华人的中文音乐视频，诱导数千名追随者向所谓投资与加密货币项目投入约13亿美元，并以“协助推翻中国政府”的政治叙事包装这些项目。

　　13亿美元与极致奢华的资产清单

　　检方称，这些资金支撑了郭文贵的奢华生活：包括一艘150英尺超级游艇Lady May、一艘小型竞速游艇、三架私人飞机，以及十余辆欧洲摩托与豪华汽车，其中包括一辆价值超过400万美元的黑色布加迪Chiron。

　　他的纽约顶层公寓、康涅狄格州豪宅以及新泽西州Mahwah的庄园合计约42间卧室。新泽西庄园建于1907年，被描述为铁路大亨继承人打造的“镀金时代”大宅。

　　一名诈骗案受害者在刑事庭审中作证称，自己不仅被郭文贵的反共言论打动，也被他展示的财富与成功所吸引。她回忆郭文贵曾在YouTube里夸口自己吃的海鲜“稀有到几乎绝种”。她甚至为购买郭文贵相关项目GTV的所谓股票，专门做了第二笔房贷，投入1.4万美元。

　　报道称，郭文贵与前白宫策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有关联，二人曾共同推动GTV等项目。班农在郭文贵的Lady May游艇上于2020年被捕，涉及一项“筹款建边境墙”的募款案；他在该案中对一项欺诈指控认罪并免于入狱。报道同时强调：班农并未在郭文贵案件中被指控不当行为。

　(截图自Business Insider)

　　“六天后申请破产”：关键节点与受托人接管

　　2022年2月，郭文贵因违反纽约州法官命令，将Lady May驶离美国水域，被勒令支付1.34亿美元罚款。六天后，他申请破产。

　　一名正在破产案中向郭文贵索赔1,000万美元诽谤损害的纽约皇后区律师宁野（音译）对媒体表示：“他本可以拥有很好的事业人生，也可能成为很有名的真正异议人士，但他毁了自己。”

　　康州破产法官仅用四个月就裁定由受托人接管该Chapter 11案件，称其“不同寻常、复杂且经常充满争议”。受托人Luc Despins及其团队（包括保罗·黑斯廷斯律师事务所Paul Hastings LLP）随后接手清算与追索工作。

　　资产藏匿与“人头公司”网络

　　联邦检方称，郭文贵以“替身壳公司网络”藏匿资产，涉及至少80个实体与个人，名单甚至包括厨师、保镖、司机以及其子女等。

　　其实体资产也散落各处，且不少仍未售出或陷于诉讼。报道称：纽约顶层公寓与新泽西镀金时代庄园挂牌数月仍待出售；受托人团队还在持续发现更多财产，例如一架价值13万美元的Bosendorfer三角钢琴在2023年5月于史泰登岛仓库出现；其奔驰Maybach则在从新泽西拖车场追回后于上月被拍卖。

　　“债务人失控”：从争夺资产到围攻受托人

　　报道称，郭文贵在破产程序中表现强硬且对抗性极强。申请破产不久，他试图以破产财产作抵押借款800万美元，法官很快驳回。

　　他还主张自己仍应继续使用游艇、豪宅与车辆，理由是这些资产“实际上属于家人或支持者”。在一次早期听证会上，持有新泽西庄园的LLC代理律师甚至声称该房产是“新中国联邦”的美国总部，郭文贵是“候任总统”。该律师辩称：郭文贵不拥有这处21卧室庄园，就像“拜登不拥有白宫”一样。

　　经过长期诉讼后，该庄园最终以1,900万美元挂牌出售。

　　更激烈的冲突发生在郭文贵被捕前最后八个月。破产法官在大量文件中记录了其被描述为“恐吓行动”的细节。

　　受托人Despins与Paul Hastings团队称收到死亡威胁。报道称，一名匿名来电者在语音留言中辱骂受托人是“中共走狗”，并说“你的末日快到了”。

　　当一名特拉华州女子提交5,000美元索赔后，郭文贵在社交平台Gettr上称其为“黑帮”和“共产间谍”。六天后，一名支持者在Gettr发布其身份证信息，包含照片与家庭住址。

　　郭文贵还在直播与社交媒体中鼓动支持者到其最大债权人、受托人及其家属住所和办公室抗议，并在帖子中提供相关地址。他在2022年11月一次线上广播中宣称：“他们将遭受灾祸！”

　　2022年12月，抗议者在Paul Hastings纽约办公室外脚手架张贴海报。报道描述这些带有纳粹符号的海报使用了Despins的律所头像，并被篡改为“身穿纳粹制服、嘴角滴血的吸血鬼形象”，并写着“敲诈者”。部分员工因此不再到办公室上班，有人被抗议者追进大厅、追上扶梯。

　　法官在签发限制令时指出：这些行为对潜在证人和债权人产生寒蝉效应，并警告若不停止，Chapter 11受托人甚至可能被迫辞职。

　　报道还称，抗议者曾到Despins前妻住所外示威，并到其女儿任职的小学附近集会。Despins在2023年1月向法庭表示，临时限制令与初步禁令并未有效阻止示威。联邦法警向抗议者递交限制令副本时，文件被“扔在地上”。

　　2023年3月郭文贵被捕后，抗议活动停止。但经济层面的损失已难以逆转。

　　为应对围攻，受托人团队聘请认证译员，将数百段中文视频与社交帖文翻译成英文，以用于为期四天的法庭听证。Despins称这“异常昂贵”。团队还花费大量时间与联邦法警会面、评估网络安全风险，并讨论受托人是否应辞职，相关成本最终都计入破产财产。

（资料照片）

　　最后的“恶作剧”：索赔洪水与1,000亿美元式拖延

　　报道指出，破产案最重大的拖延仍在持续。在被捕前的最后阶段，郭文贵被指示意追随者向破产卷宗提交大量“缺乏依据”的债权申报，受托人在最新文件中称这些申报旨在“向索赔流程引入混乱”。

　　报道称，郭文贵在2023年1月的帖子中写道：“也许你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并附上如何在破产系统提交债权申报的说明。他甚至在被捕前两个月的视频中鼓动：“让律师费累积到1万亿美元！”

　　最终，债权人名单迅速膨胀：约1,200项申报、总额约180亿美元。受托人团队必须逐项核查，这成为漫长且仍在进行的工作。

　　在此之外，维持破产财产本身也产生持续成本。法院记录显示，修理、维护并出售Lady May耗资约100万美元；而在未售出前，纽约顶层公寓每月仅各类费用就约9.8万美元。

　　“回收1.56亿美元，但一半花掉了”：律师费吞噬资产

　　今年1月21日，受托人提交最新资产负债表：四年诉讼与资产处置累计回收约1.56亿美元。但支出总额已达7,700万美元，其中7,000万美元为法院批准的法律与专业费用。

　　报道称，已有约两打律所从该案中获得报酬，其中包括代表郭文贵及其关联LLC参与案件的律所。作为受托人的主办律所，Paul Hastings迄今已开具约4,700万美元账单。

　　截至目前，破产案件仍处于资产追索阶段，尚无任何债权人获得赔付。

　　一名代表九家大型建筑公司的皇后区律师Kevin Tung对媒体表示，他的客户主张约1亿美元索赔，源于郭文贵在中国开发酒店项目时期拖欠的工程款。他对结果并不乐观：“如果还有剩余，也许他们只能拿到每1,000美元债权中的1美元。若什么都没有，那也只能认了。我告诉他们别抱太大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