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评论分析文章：中共外交有两大基轴，一是“大国外交”，一是“周边外交”。“大国外交”，主要是指其与美、欧、俄的关系。中美欧俄四角中，包含两大“大三角”，即军事上的“中美俄”和经济上的“中美欧”。俄乌一战，使中美欧俄四角发生巨变。目前中共举步维艰，是与俄罗斯联手与美欧对抗，还是站在美欧与俄罗斯中间，形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在美欧的强大压力下，估计中共会走后一条路，但其会觉得憋屈，可能时不时搞些动作。

　　这张2015年5月11日从军用飞机上拍摄的航照，显示中共持续在南沙群岛美济礁上填海造岛。

　　在“周边外交”中，中共就是一副战狼姿态了；不过，进入2022年，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后，明显受到了相关国家的抵制。本文概述如下。

　　日本提高对中共的警惕

　　3月15日，日本就中国船只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EEZ）进行调查一事，提出抗议。日本将距日中两国各自海岸线等距离的日中中间线东侧设定为EEZ，据悉中国海洋调查船越过了中间线，进入日本一侧活动。

　　但中共不接受日本立场，其主张的东海海洋权益包括延伸至冲绳附近的大陆架全部区域。中日至今没有达成东海划界，因此时有纠纷。

　　3月底，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结束，为约42年的历史画上句号。对华ODA始于支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但鉴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反日政策，质疑其必要性的呼声在日本高涨，最终走向落幕。

　　而俄乌战争的爆发，更使日本对中共提高警惕。3月2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防卫大学毕业礼时称，中共近年愈加在东海和南海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表示“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在印太区、尤其是在东亚，凭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

　　印度拒绝中共“边界问题适当位置论”

　　3月24日，中共外长王毅低调的突访印度。这是2020年中印边境致命冲突后中共最高级别官员的到访。普遍认为，在俄乌战争导致国际战略格局急剧变化之际，中共急需拉拢印度（印度没有追随美国、欧盟、日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于3月19日访问印度）。

　　但荒唐的是，之前2天，王毅在巴基斯坦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OIC）会议时的表态（“中国与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愿望”），引发印度怒火，印度外交部直接点名批评王毅。

　　王毅在分别与印度外长、国家安全顾问的会谈中，提出一套话术，即三点思路：要以长远眼光看待双方关系；双方要坚持“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判断；把边界问题上的分歧摆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双边关系正确发展方向。

　　这遭到印度的坚决反对。印度外长表示，只要在有争议边界有大量军队部署，两国关系就不可能恢复正常。这表明中共对印战略欺骗的破产。中印关系或将进入新阶段。

　　“一带一路”在尼泊尔停滞

　　3月26日，王毅访问尼泊尔，签署了九项协议，但没有一项是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尼泊尔总理德乌帕（Sher Bahadur Deuba）会见王毅时，强调贷款不是尼泊尔目前所希望的，而是在赠款援助下寻求从中国获得更多项目。

　　在谈判期间，尼泊尔一方坚持要求中共提供赠款，如果必须提供贷款，则应是“软性贷款”或“优惠贷款”（中共在“一带一路”项目下提供的贷款往往利率较高，回报期较短）。 尼泊尔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我们还设定了上限。一带一路项目软性贷款利率不得超过2%。此外，还款时间应按照国际标准执行，或按照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它机构执行的利率。”而且，“一带一路”下的项目应该对所有人开放，这意味着投标权不能只保留给中国企业。

　　2017年，中共同尼泊尔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这次中共外交部官网发布的德乌帕会见王毅的新闻稿中，却没有提到“一带一路”。

　　中越裂痕加大

　　3月4日，中共海事局本月在官网发布航行警告说，从当天傍晚6时起至3月15日傍晚6时进行军事训练，并提供了有关水域的坐标，位置大约是在海南三亚和越南顺化之间，通告以“禁止驶入”作结。

　　就此，7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共的上述公告中所涉及的部分水域属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定的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要求中共尊重且不侵犯越南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不采取使形势复杂化的行为。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强硬回应：中共在自己家门口开展军事演习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这使中越裂痕加大。例如，3月31日至4月3日，所谓中共外交的“主场时间”，印度尼西亚外长蕾特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菲律宾外长洛钦、缅甸外长温纳貌伦分别访华。但越南不在其中。

　　事实上，越南与中共分歧是巨大的。除南海争端外，比如在对AUKUS的态度上，中越大相径庭。中共坚决反对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其首要目标是由英、美协助澳大利亚建造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越南虽未表态，但其真实态度昭然若揭（认为中美在亚太地区越是激烈对抗，越南的利益空间就越大。）

　　菲律宾展现对中共强硬一面

　　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中菲关系从“南海仲裁案”的低点开始“转圜”。中共对菲实施的是“两手策略”：在向菲律宾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又利用其优势军力在两国有争议的岛屿和海域对菲保持压力。而中共经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压力却在逐渐放大，加上美国强化对菲支援政策，杜特尔特过去两年又开始走向美国，再度调整对华政策。

　　进入2022年，由于俄乌战争与台海紧张形势的冲击，又大选在即，菲律宾对华政策的调整力度加大，举例而言：

　　其一，3月28日起，菲律宾和美国展开为期12天的规模空前的联合军演，有3800名菲律宾人和5100名美国人员参加。这个每年的例行军演，于1991年首次举行，但2020年由于疫情而取消，2021年缩小规模。今年军演的规模前所未有，一方面意味着美国和菲律宾的防务联盟“重回正轨”（菲美关系在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发生波折），另一方面剑指中共（两国演习主要聚焦南海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

　　其二， 3月14日，菲律宾召见中共大使，要求其就一艘中共军舰艇未经许可进入菲国群岛水域、在苏禄海徘徊（lingering）三天、并无视撤离命令之事作出说明。该中共军舰（815型电子侦察舰），于1月29日至2月1日，在菲律宾最大航道苏禄海（Sulu Sea）航行，中共宣称是在“进行无害通过（innocent passage）”。依照国际海洋法，外国船舶享有海道通行权，但不能做电子侦察或军事行动；鉴于中共军舰的航迹并非是连续和快速的（其应在作军事测绘），菲律宾认定其触犯国家主权。

　　其三，3月2日，在黄岩岛（菲律宾称斯卡伯勒浅滩）周围，一艘中共海警船（舷号3305）朝着菲律宾“马拉布里戈”号巡逻舰（BRP Malabigo）方向约21码（19.2米）的区域进行近距离活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PCG）说，“这限制了马拉布里戈号巡逻舰的活动空间，明显违反了1972年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这是去年5月以来，中共海警船和菲律宾船第四次在黄岩岛发生此类事件。

　　4月3日，菲中外长在中国安徽屯溪会谈，中方老调重弹（所谓中方始终将菲律宾放在其周边外交的优先位置，“双方要排除干扰，冷静妥善管控分歧，不使其影响中菲关系大局”），同时加强利益诱惑（所谓“中方愿同菲方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也愿继续根据菲方需要提供新冠疫苗援助，加强公共卫生合作”），但在正在迅猛变化的国际背景中已不足以使菲律宾满足了。

　　4月8日，杜特尔特将与近平视频会晤。杜特尔特表示，他担心俄乌战事会升级至核战或扩散到亚洲，甚至演变成北京进攻台湾，“问题是一旦变成全面战争，菲律宾也将会受影响，因为这里有美国人”。显然，摇摆中的菲律宾正与中共拉开距离。

　　更重要的是， 5月9日总统大选，新总统上台，菲律宾对华政策和菲中美关系再度面临变局。

　　结语

　　2022年，中共进入多事之秋。除俄乌战争的冲击外，（一）中国疫情突起，深圳、长春、上海封城，“清零”政策造成巨大民生灾难，天怒人怨；（二）中国经济衰蔽，股市动荡，外资开始流出中国；（三）围绕“二十大”习近平三连任，中共内斗激化，等等。这些都使中国的局势高度紧张，难以预测。

　　这时，中共急于调整外交，力求创造一个缓和与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却由于其“战狼本性”、缺乏战略远见、涉外系统的各自为政与外交操作的僵硬，使其“大国外交”深陷困境，“周边外交”处处碰壁。

　　如果内外激荡，中国局势发展则充满了各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