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践行“动态清零”策略的国家，也是疫情控制最为有力的国家。
而为这个全世界最牢固的疫情防控体系奠基的便是基层防疫人员，他们并不直接参与诊治患者，但每一个密接、次密接、感染者、疑似感染者都要由他们来筛查、采样、送检、转运、隔离、跟踪、调查。
英雄的称号并不总属于这个平凡的群体，冲上前线时，他们总会被形容为高尚、无私、无怨无悔，但平常的日子里，他们是小题大做、死板、不专业、态度冷漠的基层工作者。
更多的时候，他们也只是普通人，接触阳性感染者时会恐惧，白天黑夜连轴转时身体会吃不消，指令不明确时会抱怨，两年如一日的高压工作会摇动信念，耗尽激情。
不能按时吃饭、连夜筛检送样、一天600个流调电话、累到躺在地上……只是基层防疫人员工作中可见的部分，我们看不到的是长达两年以新冠病毒为圆心的生活。感染者尚有康复日，防疫没有停歇时。
就在前几天，著名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专家曾光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疫情中的个体权力是一个广泛的课题，不光针对病人，还有参加防疫的整体队伍……我就听说，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没死，但是我们的人累死了，拼消耗，拼人们不睡觉、连续超负荷地工作，我不赞成这样，应该讲究的是科学防疫”。
本文的主人公李力是一名90后基层防疫工作者，他来自疫情反复无常、多次封控的边境小城，疫情前是一名普通医生，在新冠大流行的两年时间里，他辗转于各隔离酒店和城乡社区之间，负责采样相关工作，接触过守边“将士”、网格员、支援队伍、流调人员、公职人员、感染者以及被疫情影响的普通居民。疫情改变了这里的每一个人。
我们试图还原这群不被看见的人们的真实生活。
以下是他的口述。
712个日夜
我是2020年1月23日开始加入防疫工作的，至今已经712天。
其实，基层防疫人员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算太高，尽管我们都有医学背景，但疫情需要我们做的，大多是枯燥乏味的重复性体力劳动，有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医生主要任务就是爬楼。
我们要为片区内出行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采样服务，要是光采样也简单，难的是，要穿着笨重的防护服爬楼，爬楼半小时采样5分钟，20多位居民分散在十多个检测点，我们骑着小摩托穿梭在我们负责的片区内，跑来跑去，爬上爬下，就只为了二十管标本，这样的生活，两天一次循环了3个月。
我们这里今年冷得晚，10月的平均高温还有27度，中午热起来后，不透气的防护服裹在身上，全身都是汗，热得难受，人一直是晕乎乎的，来来回回步子根本踩不实，随时都可能会晕过去。那一天，我们六个人从早上九点忙到了下午三点，终于能踏实吃了顿午饭。
7月又爆发了一轮疫情，被隔离人员的检测项目和频率增加了两倍，我被临时调到了隔离酒店采样。最令我头疼的工作，其实是填表。那时报表由5个变成了12个，收表的微信群有七八个，工作交流群有几十个，删也不能删，看也看不完，也没有一套通行规范，一下说这样报，一下说那样报，我每天都在报数据，头都大了。
人总是越濒临崩溃就越容易出错，越出错就越容易崩溃，那时，我白天采样忙得脚不离地，晚上头昏脑涨地填表，夜里会不受控制地胡思乱想，压力大到彻夜难眠。
没有假期，连轴工作，通宵失眠，那段时间，我无数想着，忙过这一阵就离职，哪怕下海做生意呢。
现在想来，得亏没离职，身边做玉石生意的朋友到现在手上还压着货，交着店面租金，几个月没收入了。
我的一位好友在应急采样队，他们第一天出门采样的目标，是连着的三幢出租房，每幢有四五十个房间，像这样的出租房，一般每个房间要采三四十管标本，别墅要采七八十管，取样点包括电话、手机、桌子、床、垃圾桶、烟灰缸、门窗、拖鞋、水杯、充电线......反正只要人摸得到地方，他们都要编好号，采好样并送检。
人能接触到的并不只这些物品，听他讲，他们还采过猫、狗、兔子，年轻人把宠物们养得胖墩墩的，走路都困难。三四十斤的狗子看起来挺凶，我很担心好友被它咬到，毕竟要拿着棉签“侵犯”它的屁股、嘴巴、鼻孔、毛发，结果好友说，小憨包温顺得很，就是太胖了，得两个人才能抱得动。
也有难缠的动物，7月，一位感染者在隔离治疗前把狗委托给朋友照看，结果后来朋友夫妇两人也确诊了，狗跑了出来，防疫人员不得不全城找狗。
任何有可能出现病毒的地方，不管是自首回来的人，还是工地的砖头、边境的铁围栏、地里的青菜、缅甸流过来的河水，他们都采过样。
我们基层工作者的待机时长是365天X24小时，被召唤的时间，可能是半夜三点，也有可能是烈日当头的正午。吃不上饭，睡不着觉是常态，我曾经在48小时内连续出了两次任务，最终只睡了一小时。
作为医务工作者，为了结束疫情，短期高压工作是我们分内之事。只是谁也没想到，两年了，疫情并没有休止。
巨变
细数这两年来的经历，的确多有波折，无数个出任务或是辗转难眠的深夜，我如同阿庆嫂一般一遍又一遍地向朋友诉苦，但此刻静下心来问一问自己“累吗？”答案却不是那么肯定了。
前几年，为了看一眼西湖，我攒了几年的年假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时，我先后坐了近六十个小时的汽车、火车，辗转了4个城市，最终见到了课本中的盛景，累得痛快。
相比起来，每一次任务也不过是一次跋涉的经历，实话说，像我们这样处在当打之年的年轻人，少睡几宿、少吃几顿就叫苦连天，不免太过矫情。
但逞强也没有意义，对于一座城市和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花费几个星期去控制一轮疫情，便可收获一次胜利，而对我们这样的防疫人员来说，新冠的另一个名字，叫生活。
两年来，疫情侵吞了我全部的精神和现实世界，它将我从一个普通医生的生活中完全剥离出来，然后框死在了一个一切由新冠定义的时空里。
两年来的每一天，我的每一顿盒饭，每一次任务，每一次谈话，我穿的隔离衣，住的隔离酒店，以至目光所及的一切都与新冠相关，甚至在国内没有大规模疫情的时候，我依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搜寻着全球疫情和新冠药物、疫苗、策略的消息，我想知道新的一天会不会出现一种新的希望，能将我从疫情中拯救出来。
希望并非没有出现过，从疫苗到药物，从封城到全员核酸，从阿尔法到欧米克戎，病毒一次又一次地击溃了我的信念。
难得能让我逃离新冠的，是烟、酒和手机。
在过去两年里，我只在家住过2个月，其他时间，都辗转于隔离酒店、方舱及城乡社区。
我曾经呆过的隔离酒店楼下的一家小超市的酒，快被我的同伴们买空了。没有下酒菜，几人坐在一起，盒饭就酒，聊一聊今天的见闻，侃一侃大山，就能打发晚上6点以后漫长而又无聊的时间。
我不怎么喝酒，偶尔喝一瓶啤酒，但我抽烟，疫情期间一天两包，抽的太凶了，跟人讲话直咳嗽，牙齿也变黑了。
我仿佛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疫情前，工作之外我生活的关键词是，旅游健身社交，防疫生活里，取而代之的是，郁闷、烦躁、失眠、心慌，那些给予我精神慰藉的活动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我家里有哑铃，瑜伽垫，但3月至今，我回家的全部时长加起来不超一个月。
实在闷得无聊的时候，我就抱着手机疯狂跟几十个朋友聊天。
没有大规模疫情的时候，工作本身真的称不上累，但我的精神力已被耗尽，饭菜不合口味导致的腹泻，心慌失眠、抽烟喝酒以及无处排解的精神压力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最近，我的老毛病湿疹复发了。
倦怠
用“崩溃”这个词来形容基层防疫工作者的心态，未免太激烈了，一个更为贴切的词是倦怠。
两年来，基于对病毒威力的感知、缺乏激励以及价值感的消解，大家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些“默契行为”。
以我自己为例，比起测体温，我会更看重核酸和抗体检测，因此如果出现体温漏测，我并不会十分在意。
在采样时，我的同伴们曾指责我不注意个人防护，在他们看来，穿双层防护服、摘下手套后用七步洗手法洗手、像用水一样使用酒精喷防护服，是彻底切断传播风险的关键。但在我看来，如果取样操作过程规范，并不需要过度谨慎。
我也曾见过流调人员，只戴着n95口罩与被排查人员对话，比起物品，人的传播风险显然更高。
我和我的同事均未被感染，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最能感受病毒“传播力”的一群人，大多数阳性感染者，都要由基层防疫工作者经手检出，而两年来的直接接触经验，构成了我们对病毒的理解的一部分。疫情初期，我也曾畏惧感染，但两年下来，再高的R0值也吓不到我了。
另一个倦怠之处表现在“不求甚解”，我们当地已经进行了几十次全员核酸检测，但仍有检测者因不了解双采双检是采了鼻咽拭子后置于一单管中，而按照混检的旧例，将三五人的标本置于同一试管中。
在我们的培训指导课程上，各级专家给出的规范并不统一，但这样的差异只有这些我们上课的“学生”知道，我也曾试图指出这些不同之处，但很多朋友提醒，作为执行者，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并不在我们职责范围内，我就是纳闷儿，专家之间难道没有交流吗？
自参加防疫工作以来，我本人并没有获得额外的补贴，但有坚守在隔离酒店的朋友获得了300元补助，高强度的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激励是群体性倦怠的原因之一。
但这些补助或许应该给临时工和失去生计、被隔离在家的普通民众。
毕竟公职人员虽然辛苦，但却是这座城市中收入最稳定的群体。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反而是我工作逐渐丧失激情的关键原因，比起其他已经或正在“战胜疫情”的城市，我们的努力并没有让这座边境小城的居民生活得更幸福。
我也体会过那种为一座城市“清毒”的自豪，最开始的两轮疫情，我们控制得很好，那时候我一门心思想着把病毒赶出去，让所有人恢复正常的生活，后来的8个月里，虽然有过混乱，但大多数城市采用的管控与全员核酸的通用策略，我们也施行了，而且时间更长、检测更频繁，但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却是我参不透的，这让我时常感到很挫败。
时间线一拉长，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基层防疫工作者都很难获得价值感，敲门的网格员、填表的社区工作者、排查风险的疾控人、以及像我一样的医护人员，大多是为防疫贡献分母，而分子的发现对我们而言，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在我经手的成千上万份样本中，一份阳性样本与其他阴性样本也没什么不同，我的工资也不涨一分钱，第二天的我们仍要照常工作。
和解
许多自然规律是我们、专家甚至全人类都无法左右的，病毒要变异迭代，要逃逸免疫，要变得更具传染性，我们累了，疲了，倦了，但它依然在乐此不疲地冲击防线，挑战我们的认知。
我渐渐明白了，我不是在短道冲刺，甚至也不算是打持久战，客观地讲，我就是在过一种叫“新冠”的生活，新冠短期不会结束，疫情随时可能发生，但日子还长着呢，不可能靠激情硬撑，我，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与自己和解，将防疫当成生活来经营。
时间与经验，已然打磨出了一个配合越来越默契的合作体系，我无法评估它的质量，只能说，以满足要求为衡量标准的话，基层防疫体系也在自然进化。
以前转运小哥来取样，最长耗时五六个个小时，得等我们完成采样后才能把标本拿走，但现在我们采完样后会把样本放在一个固定场所并通知他们，这样他们就能省点时间。
工作之外，就像从学生步入社会的转变一样，我需要重构自己的世界。
想明白之后，我又开始徒手健身，还买了炊具，自己开火做起了饭。
我发现了另一个打发空闲时间的好办法，那就是刷视频领红包，挣得不多，但长年累月做下来，肯定要比补助多，我有点后悔，要是把去年以来所有的失眠和无聊时间都用来挣钱，那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呢。
健身和饮食恢复后，我的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也好多了，生活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我准备把烟戒掉。
唯一的问题，就剩下了基层防疫的未来，在前几天的一个访谈节目中，著名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专家曾光教授说，“疫情中的个体权力是一个广泛的课题，不光针对病人，还有参加防疫的整体队伍......我就听说，有些地方新冠病人没死，但是我们的人累死了，拼消耗，拼人们不睡觉、连续超负荷地工作，我不赞成这样，应该讲究的是科学防疫”。
动态清零是一个科学问题，但难处不在于科学原理，而在于如何自上而下、保质保量地传递和执行“科学”，试问，哪一位决策者、哪一位基层工作者不曾羡慕、不想学习那种按部就班就能筛出感染者且不影响大多数人生活的“科学”精准防疫策略呢？
我的想象中，每一座城市的防疫体系都应该是一台适合自己的“防疫机器”，这台机器可以是冷冰冰的，但一定是精密的，常态化疫情中，可以挂一档，大规模疫情可以挂二档，从关键零件到每一颗螺丝钉都知道每一个档位自己该怎么运行，但这台机器的最高能力等级可是是三级甚至更高，这样才不至于用一次就报废。
但一座城市手里有什么样的零件，能组装成什么样的机器，难度如何，并不是我一个螺丝钉可以想象的。
所以，如果问我“作为基层防疫人员，最需要什么样的关怀和支持”，我还是想告诉做伙房师傅，把饭做得好吃一些吧。
毕竟日子还长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