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从疫情前经济表现得到的经验是，失业率可以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保持在历史低位。这也是美联储去年承诺不会再仅仅因为就业市场强劲就提高利率的原因。

事实证明，这一假设是错误的，于是美联储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极不愿面临的局面：尽管就业市场远未达到两年前的水平，但要准备升息为经济降温。

今年失业率迅速下降，11月达到4.2%。这仍然高于疫情暴发前的低点3.5%，而且没有算上数以百万离开劳动力大军、且尚未回归的人。与假设疫情前的趋势持续到现在的情况相比，现在的就业人数少了500万人。

然而，正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H. Powell)在周三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从很多方面来看，劳动力市场都比上一次扩张时更紧俏。”职位空缺数与失业人数之比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工资也在迅速上涨，尤其是最低收入工人的工资。

紧俏的劳动力市场是鲍威尔对通胀前景的看法从乐观转向担忧加重的关键原因之一，最终导致美联储周三决定更快“缩减”购债。美联储官员暗示，预计明年将加息三次。九个月前，他们预期最早要到2024年才会加息。

可以肯定的是，11月份通胀率触及39年高位6.8%的原因并不是薪资，当月数据主要反映了住房、汽车和其他耐用品的需求远超供应。

但薪资将决定目前的通胀是暂时性还是持续性的。大多数消费类产品的主要成本投入是劳动力，特别是服务类产品。促使鲍威尔转变立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一份报告，该报告称，第三季度时薪成本折合年率飙升约6%。只有当工人生产率每年增长4%、达到历史水平的两倍左右时，这种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才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相匹配。但在截至9月份一年，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

美联储去年修改了货币政策框架，因为失业率和通胀之间的反向关系、即所谓的菲利浦斯曲线(Phillips curve)几乎消失。因此，美联储假设，在通胀率攀升至2%以上之前，失业率也许会持续数年低于4%。那么菲利浦斯曲线又出现了吗？现在还不好说。目前的薪资和物价上涨压力不仅来自于需求过剩，更多的则来自于供给过少。鲍威尔说：“我们实际看到的通胀跟去年谈论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一样。”

劳动力的供应减少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慷慨的失业保险（现已到期），充足的财富，提前退休、以及对新冠疫情的恐惧——这种恐惧或因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出现而重燃。

Cornerstone Macro的经济学家Roberto Perli称：“问题是，我们是否处于劳动力稀缺的长期局面，抑或这是否与新冠疫情有关。”他指出，上个月有迹象显示是后一种情况，当时劳动力参与率上升，打破了自去年7月以来的平稳趋势。25-54岁人群的就业参与率“终于呈现上升的趋势”。

不过在匹配岗位和人员方面，就业市场的效率也下降。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经济顾问Hyun Song Shin表示，相对于失业率，美国的职位空缺率上升幅度更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被称为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他说，美国的工资增长速度也更快。

然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OECD)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的就业人数较2019年底减少4%，在工业化国家中位于表现最疲软之列。尽管美国经济产出的复苏要强劲得多，但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济学家Kristin Forbes说：“当新冠疫情袭来时，美国支持工人的主要方式是，在公司解雇他们后支付慷慨的失业保险，以维持他们收入稳定。”他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断了与工作的连接，退出了就业市场。而欧洲国家选择的方式是让人们休假，他们仍与公司有连接，将来仍可以返回工作岗位。即使他们只是收到电子邮件，也会觉得自己有工作”。

Forbes称，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做法可能会促使工人从受疫情影响的行业转向更具创新性的行业。但她说，与此同时，让工人与工作重新连接的难度可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所谓自然失业率是指与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相一致的失业率。

这让美联储陷入了两难境地。美联储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随着短缺和不匹配问题自行解决以及新冠疫情消退，抑制劳动力供应的因素将消失。但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时间长到物价和工资上涨将成为趋势，从而产生一个持久的通胀问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美联储现在必须收紧货币政策，但这样就会减缓经济和就业复苏，而且不管减缓的程度有多大，都会增加经济随后陷入衰退的风险。

鲍威尔周三称：“没有新冠的世界，劳动力会是什么样子？这种情况似乎不会很快到来。”他称：“我们必须现在就制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