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8月27日提交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在解密版本中只能确定“病毒不是人造生化武器”，但对于病毒是从动物传给人, 还是实验室意外泄漏引发大流行的这两个可能性，仍无法下定论。美国总统拜登批评，中国始终不愿完全与国际社会合作，提供所有资料。那么，病毒溯源下一步该怎么做？究竟美国通过自己单方面的努力还能做什么？

“新冠病毒不大可能是人造出来的生化武器”、“在疫情初步暴发前，中国官员事先对病毒并不知情”。在拜登总统规定的九十天期限到期时，领导美国十八个情报机构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做出的初步结论，对这两点是肯定的。

但这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对最棘手的流行疾病，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病毒究竟从动物传染给人类？还是因实验室的意外事件泄露？回答这个问题对防止下一次疫情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全世界仍没有肯定的答案，这两个假设都无法排除，情报机构对两种可能也有不同的信心程度。

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部分解密的内容指出，有数个情报机关认为，病毒可能是由人与染有病毒、或病毒近亲的动物接触，传染给人类，这些机构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为“低度” （low confidence）。

而只有一家情报机关认为，人类感染新冠病毒的首例可能是源于武汉病毒实验室发生的一宗事故，对这个结论的信心程度为“中度”（moderate confidence）。

美不罢休力促二阶段溯源 中国全面反击黑

拜登指责，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官员就极力阻止国际调查人员和全球公卫界成员获取重要信息，“世界理应知道答案，在我们得到答案之前，我不会罢休。”

他还强调，要继续与理念相近的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展开第二阶段的溯源调查。

巧合的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成立大流行与传染病情报中心，9月1日周三将在德国柏林揭幕。在美中两国因疫情起源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世卫组织的这一个举动能为预防下一次的疫情大流行达到什么效果，也引起外界关注。

疫情明明源自中国，北京却要求调查美国，还指控美国多个实验室管理不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是一份反科学的政治报告；一份打着溯源幌子、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责任的甩锅报告；一份编造借口、向中国泼脏水的虚假报告。”

他还要美国解释，为什么反复纠缠没有科学依据的实验室泄漏论？即使动用全部情报力量也找不到证据，美方却仍不放弃实验室泄漏论，这不是政治操弄，又是什么？

然而，实验室泄露这一假说，并非不科学，中国自己就发生过。

中国不合作 美国溯源仍有自查能力

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学教授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接受记者访问时就说，当年非典SARS疫情大流行后，亚洲一些国家研究SARS病毒，包括新加坡、台湾、中国，都发生过实验室外泄的事件，“北京在2004年还发生两起实验室外泄。”

埃布莱特说，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才能符合科学，这两种假设都需要更全面的调查，他无法比较哪一种更为可能。

作为科学家的他认为，从现有公开资讯来看，武汉这座中国中部城市并非携带冠状病毒的蝙蝠栖息地，也地处已知可携带冠状病毒的蝙蝠可飞行距离之外，而武汉病毒所就在当地，他们的实验室自己说过，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蝙蝠冠状病毒库，也从事多年实验。

另外，他说，而在美国政府自己的内部报告里，也早就对武汉病毒所的安全管理提出警示，光凭这三点，就值得人们更加深究。

“让我再强调一次，就算中国不合作，美国仍有许多调查线索可运用”。

他告诉记者，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简称：国卫院）、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都有把美国纳税人的钱拨给美国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让这个组织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冠状病毒，“包括行政部门如司法部的调查，或是国会组成调查小组，都可以传唤生态健康联盟，要求交出和武汉病毒所的所有邮件、资料、研究相关数据。”

共和党议员锲而不舍追问

埃布莱特的意见，美国国会议员有采纳。

联邦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是掌管美国卫生机构预算的委员会之一，委员会少数党领袖、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杰斯（Cathy McMorris Rodgers）就第四度致信给国家卫生研究院，要求国卫院、生态健康联盟交出和武汉病毒所合作有关冠状病毒研究的往来资料与取得数据。

她在信中也再次要求，国卫院旗下过敏及传染疾病研究所（NIAID）驻北京的代表陈屏（译音：Ping Chen） 与史塔米（Erik Stemmy）立刻向委员会简报相关资讯。

根据众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少数党办公室提供给记者的资料，陈屏2017年造访武汉病毒所，2018年也是协助国务院撰写内部电报的人员之一。

另外，国家卫生研究院也曾对生态健康联盟未确实督促要求武汉病毒所的相关冠状病毒实验应在生物安全第三级的实验室进行、而不是第二级表达过关切。

“我们敦促拿了美国政府预算的单位，要将资讯公开，美国纳税人理应知道自己的钱，是被中国如何花掉的。”众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少数党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但为什么国会无法启动类似911事件后的传唤调查？这名工作人员说，“这需要两党一致同意，共和党呼吁同为委员会的民主党同僚要发挥领导作用。”

记者致电与致信民主党籍、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帕隆（Frank Pallone）办公室，截至发稿，无法取得联系与回复；国家卫生研究院与过敏及传染疾病研究所也都未回复置评请求。

中国《生物安全法》有什么用？

中国一方面拒绝外界质疑武汉病毒所实验室外泄的可能，一方面却又利用美国较为公开与有规范的生物实验室通报规范取得的资讯，质疑美国包括军方的德特里克堡、与武汉病毒所专家石正丽合作研究冠状病毒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Ralph Baric）实验室多次出现意外事故。

在武汉爆发新冠肺炎大流行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初发话要制定《生物安全法》，全国人大随即于去年底通过，今年4月15日实施。

《生物安全法》要求，要对生物安全事件建立调查溯源制度，还提到对中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未经批准，不得从事相关实验活动”、禁止将使用后的实验动物流入市场。

对加强实验室管理方面，也规定要建立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人员进入审核制度。 而利用中国生物资源开展国际科学研究合作，也要应当依法取得批准。

记者无法独立证实，石正丽针对新冠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GoF）以及与美国的合作是否事先取得了中国官方核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生物安全法》实行后，她必须这么做。

不论相关法规的制定，是否是中国官方针对生物实验室的安全亡羊补牢，但如果这次的大流行，中国官方又套用上《生物安全法》第八十六条：生物安全信息属于国家秘密，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保密管理，那么，外界要想在中国进行令人信服的溯源调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