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是中国面临监管审查的科技公司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富有的个人和公司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遵循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神；突然之间，中国政府似乎更倾向于向本国富裕人群开刀——或者至少从他们的财富中切下不伤筋动骨的一块。

在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和美团(Meituan, 3690.HK)等科技公司进行高调整顿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7日发表的关于 “共同富裕 ”的讲话引起了投资者注意。习近平呼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他还号召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壮大中产阶级和社会安全网，包括医疗和老年人护理。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不平等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根据官方数据，201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5；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一个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 越趋向于0则代表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中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较高：瑞信(Credit Suisse)的数据显示，1%的最富裕人群拥有该国30.6%的财富，这个数字低于美国的35.3%，但远高于英国、日本和意大利。

但快速下降的人口出生率、新冠疫情及其造成的影响使得收入不均的问题愈加不容忽视。阿里巴巴和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TCEHY, 简称：腾讯)等科技巨头的政治失误和反竞争行为也给习近平提供了一可以作为众矢之的的目标。因此，高净值个人和互联网科技公司可能会面临被要求向社会事业 “捐赠 ”资源的进一步压力，而且他们的税率可能上升。中国酝酿已久的房产税可能最终成为现实，不过这一点的不确定性较大。

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主要措施是对企业贷款的宽限和刺激信贷增长，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直接向家庭提供支持。这给小企业的生存提供了帮助，并为中国出口的反弹奠定了基础。但这也意味着普通家庭的收入遭受了一笔不小的损失，而且随着房价再次飙升，债务也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家庭过去五年的债务攀升速度在全球近年的历史上也数罕见，而这正是即便在收入增速终于出现反弹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依然疲软的一个原因。

多数中国大学生毕业后会进入的服务业复苏乏力，也导致年轻人的高失业率进一步恶化。调查显示，2018年和2019期间，中国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平均为11%，2020年以来的平均失业率已达到14%。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在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根据汇丰的数据，中国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中约有一半是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加通常被称为中国的一项关键优势，但如果结构性经济问题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合适工作，这最终反而可能成为一个引发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将快速增长的大型科技公司抹黑的决定似乎存在风险。根据汇丰的数据，自2008年以来，信息技术(IT)、软件和金融行业的薪资增幅在私营部门遥遥领先，年薪增幅在2019年达到人民币80,000元左右（相当于12,360美元），较2008年提高了约三倍。根据汇丰的数据，上述行业也是雇用清华大学（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之一）应届毕业生最多的行业。严厉打压快速增长的高薪行业是处理不平等问题的一种方式。但是，这对于缓解雄心勃勃的年轻毕业生们的焦虑不太可能起到多大作用，尤其是考虑到全方位的监管风暴可能会吓退、而不是鼓励未来诞生互联网企业家。

科技巨头们显然已经收到要给予社会更多回馈的讯号。电商拼多多(Pinduoduo, PDD)上周二公布该公司录得了2018年上市以来的首个季度利润。拼多多还表示，将把全部利润3.74亿美元捐出，投入“百亿农研专项”，用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并且将来取得的利润也都会投入这个规模人民币百亿元的项目。拼多多股价当天跳涨了22%。在8月18日，腾讯(Tencent)承诺再捐出人民币500亿元（相当于77.3亿美元），用于扶持低收入群体、基本医疗健康和教育，此前在4月份腾讯已做出捐赠人民币500亿元的承诺。美团(Meituan, 3690.HK)创始人王兴在6月将他在美团的10%股份捐赠给他创立的慈善基金会。

所有这些行动确实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农村贫困等问题，但这种做法看起来也像是政府将处理社会问题的政治和财政包袱转移给私营部门的一种便捷方式，它迫使民营企业采类似国有企业的行事方式，却不见得能解决造成不平等和良好工作机会稀缺的深层结构性问题。

中国的公共收入体系严重依赖增值税和强制缴纳社会保险，具有很强的累退性。据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成员Brad Setser 2020年发表的一篇博文，中国收入分配低端的实际税率可能超过40%。中国的户籍制度在许多情况下仍然将社会福利与一个人的出生地挂钩，这种情况在小城市或农村地区较为常见，加大了工人寻找好工作的难度。与此同时，位于低位的定期存款利率系统性地将财富从家庭转移至大型银行，这些银行通常会向国有企业放贷，而不是面向创造大部分就业增长的私营企业。

从根本上说，如果中国真的想消除贫富差距、解决年轻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就需要一个资金更充足、不与特定地点挂钩的社会安全网，同时需要减轻金融部门给小型企业和家庭带来的不公平问题。另一方面，在没有进行更严厉财政改革的情况下，把问题强行归咎于科技行业则很像是想要鱼和熊掌兼而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