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让20年来建设民主阿富汗的征途陷入恐惧和不安之前的几个小时，我走出父母家门，乘公交在这座城市兜圈。这不是外出报道。这是我的个人探索。

8月15日早上，我一觉醒来，感觉我这代人所熟知的喀布尔就要看不见了。塔利班占领了一座又一座城市，速度之快让我那些报道这场战争的同事都跟不上了。随着战局变化，首都的结局只有两种可能：在挽救当权者的顽抗中再次沦为一片废墟；或是落入极端分子之手，他们上次掌权时曾实行压迫统治，剥夺了人民一些最基本的自由。

塔利班政权在2001年被推翻时，我还是个孩子。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饱受内战创伤的首都废墟也被注入了新生。多年来，全世界都觉得它似乎向我们许多人敞开了大门，尽管背后还有一场日益血腥的战争，以及对政府腐败失调会让一切朝着不祥之处滑落的担忧。

如今，在喀布尔另一次权力更迭前夕，我暂别自己在《纽约时报》新德里分社的职务，再次回到了这座城市，探望家人与同事。我知道——这里的每个人也都清楚——希望的时代即将结束，不管那希望有多少参差和错付。

在未来的日子里，世界都将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小国最近发生的灾难上，此前却对它每天都在上演的残酷杀戮几乎视而不见。镜头将对准聚集在喀布尔机场里期待着撤离飞机（不论前往何处）的人群；对准机场外围的血污，人们在那里拿着文件等待救援，直到恐怖分子的炸弹夺走了多达170条生命。

那些在飞机上找到座位的人突然变成了远方的流亡者。而留下来的人，则流亡在我们自己的街头。

但在这一切发生前，我想最后一次看看我们的城市——看看它曾经的样子。

在距我们家不远的一处主要环岛路口，有一家霓虹闪烁的街角小店，夏天制作手工冰淇淋，冬天卖炸鱼；在店门旁边，有人正在一辆婚车上装饰鲜花。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婚姻都在继续。

在高耸的防爆墙后面的一条狭窄人行道上，社区分局的警官们正在进行最后一天的值守，其中一人将访客簿放在了桌上的一个头盔旁。墙的这一边，一位穿着橙色连体服的市政工人对着他那辆收集垃圾的脚踏车前灯上的塑料花自言自语。他将花固定好，一直对它们说话。

在货币兑换点，交易很少但询问很多：今早的美元兑换率是多少？那人鹦鹉学舌般重复着同一个答案——货币在一天内贬值了超过10%。

我在一辆开往市中心的公交上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前面有别的乘客，整座城市的不安包围了我们。有人拿着文件，有人划着手机。一位八年级学生紧紧抓着他的地理课本——那是他暑期测验的最后一门课。

在倒数第二排的座位上，一位中年男子摆弄着他的老款诺基亚手机，不停地打电话。逃离其他省份最后一段激烈战斗的难民仍在涌入喀布尔，他在给亲友打电话，表示愿意接待他们。

“楼上两个房间还是空的，”他对一人说，坚持让他带家人一起住，就跟另外两位朋友一样。“当然，当然——只要你需要，为你做什么都行。”

公交上的每个人似乎都很紧张，没过多久，情况就失控了：后排的一个年轻人暂时拉下了他的外科口罩（唯恐我们忘记了新冠仍在尾随），往嘴里塞了一撮烟草。

打电话的人看着他，忍不住说了两句。“这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吗？”他指着烟草说。

年轻人盯着他，什么也没说，然后戴上了口罩。但他身边的人，一位名叫扎比胡拉(Zabihullah)的律师插了句嘴。

“塔利班都还没进喀布尔，你就开始监管别人的行为？”他对那位中年人说。

然后就是激烈的争吵，吵到了所有问题：腐败、民主、失败与改变。

年长的男人说，塔利班至少可以终结盗贼统治，还有他所谓的社会“恶俗”，并带来秩序。年轻的律师失去了理智。

“你认为过去20年唯一的结果就是恶俗？”他说。“我也是被过去20年塑造的人。你觉得我是恶俗？”

年长的乘客试图纠正自己的说法，增加更多复杂性，但律师并不肯退让。

“如果你认为塔利班会奉行真正的伊斯兰教，那你就错了。我可以跟你争论整晚，用证据告诉你，他们奉行的是塔利班主义，而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他说。

拿着电话的男人回到自己的座位，低声咕哝道：“跟你争论也没用。”

路上堵车的时候，我和律师下了车，一起散步。他正在为成为一名法官准备最终考试的材料。他完成了两年学业，那相当于一个竞争激烈的硕士学位——他说差不多有1.3万人申请300个名额。此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承袭了行将消亡的苇墨书法传统。他给我看了手机上的作品样本。

“20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在我们告别时，他这样说。

作为喀布尔交通最繁忙的环岛之一，阿富汗人环岛依然熙熙攘攘。

“新鲜的苹果汁，新鲜的苹果汁！”一辆手推车上的喇叭喊道。“尝一尝，提神醒脑！”

“拉什卡尔加的西瓜！拉什卡尔加的西瓜！”另一个喇叭叫卖道，拉什卡尔加是以水果闻名的南方城市。经过数周的汽车炸弹、空袭和家门口的巷战，它已在三天前落入塔利班手中。

当时，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仍只是一种可能。但事情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当我拐进通往外交部的狭窄街道——在一个有购物中心、政府办公楼和许多权贵宅邸的街区，引擎的轰鸣声带给我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为贵宾们准备的车辆在路上颠簸着，其中大部分都是防弹车。

他们很可能是根据我们还没有得到的信息采取行动的——包括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在内的政府高层已经逃离，带走了本可以把塔利班武装分子挡在城外进行有序交接的最后希望。

当车辆轰鸣而过时，成群结队的行人紧贴着街道两旁高大的防爆墙行走。他们手里攥着文件，有急事要办——最后一次前往银行，拼命寻找外国签证。他们几乎是机械地一直向前涌，当然，他们知道现在这样忙活是徒劳的，塔利班就要来了。

在塔利班开始涌入这座城市之前，我的最后一站是“切片”咖啡馆和面包房。

平日里，这里会挤满年轻人，他们在战争初期从传统的绿茶转向多种能量饮料后，现在已经将咖啡作为满足他们需求的最佳选择。在这里，你能看到政治辩论、约会和隔空调情、下班后的棋局，或者只是一个歇脚的机会。

咖啡馆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桌坐着两个女人，都是医学院的大四学生，还有一桌是一个已是执业医生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这位医生说，她丈夫住在国外。现在她想的是，如果塔利班进入这座城市，重新建立他们的旧规矩，在没有男性陪伴的情况下，她该如何处理每天的食品杂货采买和照料孩子们的日常所需。

“我从来都不喜欢看新闻。但在过去的几周里，我拿着手机，不停地滑动屏幕，看下一个被攻陷的是哪个省。头顶上的直升机加剧了我的恐惧，”一名22岁的医学生说。“大学取消了今天的考试，因为在过去的两三门考试中，每个人都考得很差，无论如何，没有人为考试做好了准备。”

到了下午早些时候，越来越明显的是，政府已经崩溃，总统和他的随从也已经离开了。从谣言四起、人们蜂拥回家、不敢回头看塔利班到达的方向中都能看出端倪。街上的人越来越少。

人们迅速行动，试图找到安全的地方。一个奇怪的巧合是，他们会匆匆路过阿舒拉节前夕充满哀悼氛围的街边纪念。阿舒拉节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殉难的日子。街上到处是枪声、超速行驶的车辆，甚至坦克，没有人知道这都是谁的。塔利班后来说，这一权力真空期让他们不得不进入首都以阻止无政府状态，而不是等待一个更渐进的过渡。

在此后的日子里，喀布尔一直充满矛盾，它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的塔利班统治，不管他们公开声明的语气有多温和。

一方面，轻微的犯罪减少了，走在街上感觉更安全了，塔利班还在吹嘘：在机场之外，战争造成的伤亡——不久之前每天有50到100人被杀害——现在已经接近于零。

另一方面，也有些场面让世界为之揪心。年轻的阿富汗男子在抓住美国撤离飞机后坠亡。成千上万的阿富汗家庭聚集在机场外，希望在西方撤离的最后几天能得到救援。另一场自杀式爆炸的大屠杀，以及即将到来的混乱——即使对塔利班来说也是如此。

许多人，包括那些拼命试图逃离的人，都感受到了来自塔利班的直接威胁。但这也关乎更大的事情：这关乎人民对国家的放弃。

在经历了40年的暴力，以及如此多次的虚假希望和误导人心的平静之后，笼罩在许多阿富汗人心中的是绝望：他们担心这一次不会有什么不同，除非情况变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