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5日，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安提法”（Antifa）激进分子进行了游行。(Amy Osborne/AFP/Getty Images)

如果您一直怀疑FBI的高层变动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面部美容，现在您终于可以释怀。唐纳德·川普总统当初得到了相当糟糕的建议，才会选择白鞋（精英）律师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来取代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为FBI局长。

9月17日雷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证词令人惊掉下巴。那些头发花白的、对调查局俨然已沦为行政部门的政治工具这一事实早就见怪不怪的FBI资深探员们都觉得难以置信。大部分证词为推断性陈述，反映的是民主党论调，而非基于事实所得出的独立判断。

他将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定为头号全球性威胁，与他老板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的观点截然相反。巴尔在9月2日接受CNN主播沃尔夫·布利策（Wolf Blitzer）采访时公开表示，中国对美大选合法性的威胁更大。

当被问到俄罗斯是否倾向支持哪一边时，雷称俄国的秘密战术是“搞臭拜登”。

此说法空口无凭。俄国人最希望谁赢得选举，雷讲的大家不能看其表面就信以为真。俄国人对付美国大选的传统做法是，在所有候选人和党派中间乱搅一气。雷应该被追讨支持他言论的证据，特别是当它们看起来如此荒诞不经，完全不符合俄方的最佳利益。一个弱势的美国总统当政，对俄国人来说应该大有好处，特别是这位当副总统时就在经济制裁上表现得相当手软。

关于国内恐怖主义，局长的言论令人好奇不已，“与其说‘安提法’（Antifa）是一个组织，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理念，或者一个（政治）运动。”暗示这三者之间互相排斥，却并无进一步解释。FBI对“安提法”的温和评估势必会影响其针对该“非组织”团体进行调查的性质和广度。尽管该“理念”已穿上了制服，提供战术训练，暴动前囤积武器，并拥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旅行费用和成员生活费。

雷继续说到，最大宗的国内恐怖主义来自白人至上组织。

再一次，他应当被要求提供数据，因为过去数月以来最严重的城市暴力并非由（白人至上主义组织）“雅利安民族”（Aryan Nations）或3K党引起。民主党政客，尤其是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民主党-纽约州），电视评论员例如福克斯新闻的胡安·威廉姆斯（Juan Williams）对雷的自说自话全盘接受。这一点也不奇怪。不仅如此，他们还鹦鹉学舌般地散播其言论，并夸大其词（如预见中那样）将一切都归为整个FBI的调查结果，但事实上，那些仅仅是局长的个人意见。

10月29日的第一场总统辩论会上，无论是对秉持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忧虑，还是关于缺席和邮寄选票的争议，都可以看到雷的误导性言论被民主党发挥得淋漓尽致。

虽然FBI正在大量调查因邮寄选票而引发的选民欺诈案件，（据《华盛顿邮报》的德夫林·巴雷特(Devlin Barrett)报导）雷却在9月24日的参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声称：“无论是邮寄还是其它方式，我们在历史上从未发现大选时出现过任何有组织的全国性选民欺诈行为。”

想必雷所了解的历史无法回溯到1960年的肯尼迪-尼克森选举，时任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y）治下的芝加哥被指控发生严重选民欺诈。即便如此，局长的证词也毫无意义，因为邮寄选票从未有过今天这般规模，全国范围内铺天盖地使用，在一个角逐如此激烈的总统选举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对现实没有任何影响。下个月将要看到的才具备历史意义。FBI必须（对选民欺诈）予以密切关注，并承诺支配大量资源来确保选举的自由和公正，这是它的职责所在。

两种文化层面

在FBI不透明的窗帘背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高阶管理层和各地调查处。前者集中在FBI总部，也就是外界所知道的约翰·埃德加·胡佛大楼（JEH）。后者由特工人员组成，他们负责国内外大大小小的调查行动，常常得冒着个人风险去保卫国家与宪法。正是前者的文化作风，那些局长，副局长，代理副局长们——胡佛大楼C套间的主人——令调查局清誉受损，妨害了它作为自由社会一个独立、客观的捍卫者的角色。

当撤资警费，“改革”警局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呼声高涨之时，政客们、州长、市长、检察官们见风使舵，将精力转往他处。所幸调查处的管理人员仍尽忠职守，挺身而出填补空缺，积极解决当地的执法需求。

杰奎琳·马奎尔（Jacqueline Maguire），负责纽约FBI刑事部门的特工人员，有效强化了FBI特工队和纽约警察局专案组警官的合作，以对抗纽约市日益飙升的暴力犯罪活动。纽约州法律改革限制了法官对暴力罪犯保释与否的权限，警察局预算遭削减，纽约警局的便衣反犯罪部门超级成功，却被比尔·白思豪市长解散。

以上种种直接导致犯罪活动急遽增长。

在联邦检察官的协助下，纽约FBI迅速回应，适时予以援手。当暴力重犯被纽约警察或FBI探员捕获后，本以为可以钻“旋转门司法”（revolving door justice）的空子立马获释时，却赫然发现自己身处联邦法庭，面临相当年数的刑期，以及联邦庭审。（FBI）调查处没有，绝对不能，也不会让美国人民失望。

达到这一点，没有一个坚强不屈，独立敢言，思想中立的局长万万不能。

实在无法想像前局长路易·弗里斯（Louis Freeh）和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会屈服于某个政党的意志，来影响FBI调查的方式与结果。然而他们之后，偏移出现了——由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开始，在科米的带领下加速——政治高压下的灵活变通（让FBI）同时失掉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正直作风。

对公民自由来说，当前最重要的议题是，如果拜登-贺锦丽当选，未来将意味着什么。就像奥巴马政府拥有一个科米治下顺从的FBI，拜登政府会否也拥有一个总统拜登治下顺从的联邦警署呢？

如果联邦调查局的名誉、独立性和正直作风持续败坏，卷入下滑的漩涡，没有独立忠实的看门者监控官场的腐败，对共和国来说这又将产生怎样可怕的后果？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马克·罗斯金（Marc Ruskin）曾在联邦调查局（FBI）工作了27年，是一名资深撰稿人，也是《伪装者：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卧底生活》（The Pretender：My Life Undercover for The FBI）一书的作者。他曾协助前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立法工作，也是纽约布鲁克林地区的助理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