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继续扩散之际，中国民间和国际舆论对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方式进行了热切的讨论和反思。政府封口维稳在先，导致疫情迅速扩散，粗暴封城在后，展现强大的动员能力和行政效率，充分展示了专制国家权力运作的方式和特点。

有2003年萨斯疫情的先例，人们可能不会怀疑武汉疫情最终会被控制，但是不断重蹈覆辙，然后以巨大的社会代价进行修补，这种权力运作方式令人深思：萨斯疫情殷鉴未远，为什么湖北武汉地方政府又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封城对于控制疫情的效力不容怀疑，但这种古老简单的粗暴方式会发生在世界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吗？武汉飞出黑天鹅，对中共专制集权体制有什么冲击？

当初武汉市如何封口的？

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说瞒报的不仅是武汉湖北省。从2003年SARS到今天武汉的疫情，时隔17年，依然遭遇瞒报的恶果。扩撒是因为社会不知情，让带菌者自由地在社会空间走动，以致造成这样的后果。

沉痛的教训香港是吸取了，香港是最早做出防疫措施，那时候就被内地民众耻笑，认为香港太过敏感。其实当时我有质疑过，为什么只有武汉跟香港跟这个疫情有关，而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的消息和相关疑似病例，事实上我后来知道瞒报的不仅是武汉湖北省，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较早的时候中央就知情。

1月9号中国卫生专家接报就到武汉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上报国务院。我知道国务院系统出了一个参照SARS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是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必须报告党中央，结果党中央不批。理由是时值春节，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气氛。

为什么严格的封口令到现在依然没有解除？

胡平认为要让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首先媒体要独立于它监督的对象。胡锡进也在批评媒体的监督功能被削弱。可是我们知道要让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首先一条是媒体要独立，要独立于它监督的对象。

媒体都姓党了，怎么还能监督党呢？当然胡锡进不是说在鼓吹新闻独立、新闻自由，他只是抱怨现在对媒体管得太紧了，以至于可以说的都不敢说了，那看上去好像是这么回事。像病毒疫情的信息，因为它是关系到所有人的安全，不管你是高干还是平民百姓，它没有政治诉求，跟党国最关心的党国政权稳定没有关系，当然也谈不上监督功能的问题。照理说这种信息应该是充分放开，而且从党国的角度也是可以充分放开的，那你为什么把这个信息也要控制呢？

如何看中国政府的封城决定？会有多大的社会代价？

纪硕鸣认为走到今天封城措施是一个悲哀之举。我觉得走到今天封城措施是一个悲哀之举。今时今日的疫情，因为人群广，人流频繁，在加上重视程度迟缓，所以它的防治和古代的时候也是难有相同之处。甚至于和SARS也不同，SARS也是传播到香港才被发现。

现在是武汉先发生，然后没有好好的防治。它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所以以减少出行聚集来阻断病毒的扩散，这也是有一定的必要性。香港专家袁国勇就是对封城的积极倡导者，因为疫情已经不容乐观。后来他的建议没有被及时采纳，也是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