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本是中国内陆落后省份，被形容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但现在竟然连续33季经济增速位居各省区前三位，成为中国各省市中的“新贵”，原因何在？港媒认为这与中共官场的靠“贵人”照应的潜规则有关。

　　《明报》5月20日刊文分析了贵州的变化，其中最大变化，除了是所谓全中国大数据中心和避暑胜地之外，就要算交通了。省城贵阳现在每日都有高铁来往香港，车程约5小时，往昆明、成都、重庆、上海、杭州，短则两小时，长则七八小时高铁车程，贵州也成为西部首个县县通高速公路省份。

　　文章指出贵州的变化与中共官场变迁起伏息息相关。

　　其中，贵州是前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从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离京外放主政的第一个地方，但从1985年到1988年，胡主黔3年，唯一的作为就是开创了扶贫与生态建设结合的毕节试验区。

　　而贵州的交通建设基础，应是2006至2010年间的省长林树森的政绩，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林上任后，力主贵州应与珠三角而非广西北海港连结，奠定了贵州大交通网的框架。而与林同期的贵州书记石宗源则主张保仿当地生态环境。

　　不过石、林两人任内却长期不和，势如水火，以致中央在调解无效下，只好双双将其调离。两人被认为是“两败俱伤”。

　　在石、林离任后的几任贵州省委书记和省长，现在都高升，栗战书成了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赵克志是现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陈敏尔则是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文章指出，这些官员离任后升上高位，对贵州的支持作用更大。这几任高官都是目前习近平的红人。

　　文章揭示中共官场一个重要的潜规则就是：“贵人”扶助成关键，多人垮台致停滞。

　　文章说，在中国大陆，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自然条件固然重要，但中央高层的支持与“贵人”的扶助更加关键。比如由于邓小平是四川人，赵紫阳进京前也曾主政四川，因此1980年代四川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而如果不是曾官至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曾经主政湖北5年，湖北在中部地区的政经地位也难保证。相反，一些地方因为主政官员的倒台，薄熙来、孙政才主政过的重庆似乎成了受诅咒之地。

　　上海也曾受陈良宇事件影响，以致停滞不前；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腐败丑闻太多，也令其主政过的江苏陷入窘境。

　　事实上，中共官场几近无官不贪，权斗也是暗涌不断。5月19日，曾在金融反腐中发高调言论的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也突然“主动投案”了。人们不禁要问，贵州之“贵”也能持续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