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咏红：在“失踪”两个多月后，46岁的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任羽中，一颗原本仕途冉冉上升的新星，被证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官方审查调查。

官方星期三（9月17日）公布消息时，提到任羽中是“主动投案”。他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7月13日，此后负面传闻流传了好一阵，也有人怀疑他是在行迹暴露才“主动投案”。无论如何，这名曾经的学霸，当年高考四川文科状元，受北大一路着力培养，到去年3月成为北大首位“80后”副校长，分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等多项实权工作，却在短时间内陨落，让中国学界人士有些震动，也有些惋惜。

任羽中是如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外界不得而知。但已有报道传出他的多项问题，包括在2018年至2022年任羽中作为北大四川招生组核心成员期间，中国西南地区有三所与任家亲戚有关联的中学，被北大录取的人数出现“大跃进”，启人疑窦。据说，他还涉嫌通过“特长生招生”渠道，为不符合体育、艺术特长生标准的学生“开绿灯”。2015年，北大四川招生组曾与清华大学四川招生组为抢生源在微博掀骂战，引起国内外关注，而今曝露北大四川招生组确实曾被学生家长举报。

不过，任羽中的落马，又只是今年以来中国高校反腐的冰山一角。在频繁发生的中国高校腐败案件中，科研经费、后勤基建、招生与学术诚信，一向是公认的重灾区。高校中的“关键少数”——主要领导则是腐败的重点人群。

近10多年来，中国官场与解放军内的反腐风暴刮了一轮又一轮，高校反腐一般上并不受到太大舆论关注。但从官方通报的案子看来，象牙塔内绝非净土，高校高层的腐败情况与社会无异，而且更隐蔽。在同样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下，知识分子不会天然就比一般人“抗腐”；高校领导层也和官场一样，会出现“窝案”与扎堆腐败，虽然所涉财款一般不会超过大贪官。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的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至2015年底，全中国就有56所高校、83人被调查，其中17所属“211”或“985”重点高校。时间来到今年，今年1月6日召开的中央纪委全会，首次将高校作为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之一，列为反腐重点领域，部署开展系统整治。在这样的态势下，据财新网梳理的最新数据，今年至今已有50名在职高校领导落马，其中27人曾任党政一把手。

任羽中是今年唯一落马的中管高校（即党委书记、校长职务均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行政级别为副部级，全国共31所）领导，也是最年轻的。不过，他不是近年唯一落马的中管高校领导，在他之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张广已于2023年在任上落马，今年初被判入狱12年，罪名是在企业经营、招生入学、求职就业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2120万余元。

这些高知、生活已相对优渥、社会地位崇高，还肩负百年树人使命的精英，之所以堕落，背后原因无非又是权力太大，监督又太少。全世界的高校都是相对封闭的权力空间，中国高校的制度监督又更无力，这是一个根本原因，由此再引发出当事人法律意识淡漠、官本位意识强的问题。一些自身意志力薄弱的当事人，也就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

中国不断高调打击贪腐，高校腐败依然久治不愈，难免让人质疑，一些顶层精英是否已养成某种习气，傲慢地认为条例、制度与法规都是用来约束别人的，管不到自己。另一些涉腐当事人则是理想信念淡薄，只想着有条件先捞一笔。

在中国高层一再要求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近些年；高校却是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支撑下，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经费增多，可协调的企业与社会资源也不断扩大。在这个大环境下，要有效打击腐败，维持清朗的学术环境，高校监督不足、权力存在寻租空间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

高层把高校列为反腐重点领域，显然是必要的，但也许还不足够。实际上，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中国学者早就呼吁，高校与科研院所要去行政化，完善民主决策程序，建立现代高校治理制度，避免权力过于集中，10多年过去了，这些改革理想，做到多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