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结束一个星期了，在台湾第二次丢失执政权的中国国民党，似乎还没有回过魂来。在飞返北京的班机上，看着台湾报纸逐一点名分析朱立伦引咎辞去党主席职务后，国民党内还有哪些人可堪收拾残山剩水；这些人在竞选党主席的道路上，又会怎么合纵连横……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一年多前、国民党在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惨败、六大“直辖市”仅存其一之后，我在回京飞机上读报纸时的情境。

　　那些标题、那些报载的内容、对人物浮沉的分析，和一张张蓝缩绿涨的版块图表，与上次回京时在机上的所见几无二致。

　　唯一的差别，是引咎辞职下台的党主席，从马英九换成了当初请缨出阵、参选党主席的朱立伦。连两个人在辞职讲话中，“我让大家失望了”“记取惨痛教训”“继续争取民众的认同”等措辞，都如此的接近。

　　然而，选举的结果证明了，哪怕在13个月前，国民党内外就已能预料到马英九任期内这场“最终回”大战落败的风险。然而，仍然控有庞大行政资源、掌握约1.95万亿新台币“中央政府”年度总预算、且在“立法院”还有65席过半席次的举党上下，在过去的13个月里，仍然束手无策，完全无法煞住颓势。

　　若将镜头稍微摇远一点来看，从2014年初的“反服贸学运”重创国民党当局形象和政策路线自信；到2014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惨败；岛内大都要邑悉落敌手后，国民党的处境，像极了历经三大战役后的1949年初。

　　此后，残余半壁江山里的文武弁臣基本丧失战斗意志，困守朝台，坐待结局。 这次的落败，与国民党在2000年下野、陈水扁以不到40%的微弱多数侥幸登位时不同。

　　十六年后的此刻，全岛性“绿大于蓝”的选民基盘结构，经2014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后被再次确认；国民党首次同时失去行政、立法两翼的主导权；地方派系力量动员效果再次失灵；45岁上下的中生代接班世代，在过去几年的选举和政局变幻中折损殆尽；岛内更年轻一代的新血轮，则少有愿意入党，与国民党为伍者。

　　在一片“不意外”的落败叹息中，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意识到、或愿意承认，民意的钟摆，恐怕是再也摆不回国民党这一边来了。

　　虽然“泛蓝”未必会消失，或者说在岛内政经趋向偏向保守派阵营、经济上愿意走发展主义道路、在两岸外交上采妥协务实主义的阵营和群众主张不会消失，但是中国国民党自己作为一个政党组织、作为一个政治市场品牌的命运，却可能由此走向结束和消亡的开始。

　　这是由几重原因共同酿成的。首先，是历史。

　　【一】

　　对于一个在历史上留有欠债的老党来说，国民党如今面对的最大危机，就是那个历史上沾过污水、犯过错误的国民党，和每天在新闻舆论、报章杂志上看到的那个国民党，不断出现迭合和重影。

　　这毋宁是一个从威权时代转入选举民主时代的老政党的最大噩梦。从1987年解严以来一直到2008年左右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国民党主动顺应时势、完成不流血的“宁静革命”，其党人和同道仍持续在解严后的台湾舆论界与知识界，享有一段时期的优势地位。故而国民党的历史欠债，在台湾岛内曾经隐而不显或流为陈迹。

　　特别是在民主化及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在野了的国民党看似逐渐甩掉了历史的包袱，转而成为欠缺执政经验、躁进、缺乏外交手腕和战略眼光的民进党政府的对照组。特别是陈水扁贪腐的阴影和马英九在上升期的个人光环，让国民党看似一度成功地与岛屿的历史和解了，走出了威权、放弃了独裁，成为一个后民主化时代中的正常政治选项。

　　然而，从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在2000年前后接受中学教育的一辈年轻人逐渐年满20岁、获得完整公民权，以每年约20多万人、每四年“大选”便新增百万人上下的速度，带着他们接受的以台湾史为中心的教育影响进入政治市场。

　　台湾的本土化教育，从1998年的李登辉执政晚期由初中推开，到2006年的陈水扁执政中期，又进行了另一次意识形态的强化。众人常云，台湾的本土化历史教育建立了一套使年轻一代“远中”、“非华化”的意识形态基盘，并逐步使他们将中国史和大陆，视为台湾的它者─或顶多只是一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它者”，而非依据岛屿地理生存空间和现有政治秩序边界为划分的“我者”。这固然是其中的第一层影响。

　　但或许，是更润物无声的第二层影响在于：随着台湾史课程的内容和元素不断丰富，国民党在台湾土地上留下的历史欠债，便被更巨细靡遗地挖掘出来。

　　其中荦荦大者，包括1947年228事件的镇压、随后的清乡整肃军事行动，以及从1950年代以降，被称为“白色恐怖”的思想言论政治管制等等，这些是课本上会提、课堂上会教的大体叙事框架。

　　当然，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正面成果，诸如推行土地改革、普及国民教育、推动十大建设、善用冷战时空建立出口导向的工业经济成长体系等等，也并未完全从课本上抹去。

　　但意识形态的主战场，实则在课本以外、课堂以外的地方。所谓本土化教育的天然目标之一，即在于让学生本能地对生活周边的人事物感到亲切、怀有认同，进而愿意了解其过往，并赋予周遭环境和自我之间连结的意义。全球各地的历史或民族主义教育，大抵都存在这种通过建立在地感情、诉说共同叙事，最终凝聚群体认同的目的性。

　　而当这一教育理念被放置到台湾，所带来的客观政治效果就是：国民党在台湾人民生活中留下的或深或浅的伤疤，不断地被重新翻起、重新在新一代年轻人的心头被提醒。

　　通过网络平台的串联，有志于追索、拷问这段历史的年轻人，开始形成线上或实体的读书会、散发阅读素材、访谈在压抑年代受过不正当对待的耆老(许多皆属和政治原因相涉)，乃至于集结起来，推进改造空间和城市地景叙事的线下真实行动。

　　诸如近年内，在台湾大学，即有学生集结唿吁为1981年被台湾安全当局约谈后、莫名奇妙坠楼死于台大校园内的老校友陈文成，树立纪念碑。而在南部的成功大学，亦有同情“台独”的学生社团，唿吁将校内一处植有大榕树的未名广场冠名为“南榕广场”，以此纪念在1989年末期因言遭罪、拒不到案，最终在办公室内自焚抗议的“台独”政论作家郑南榕。

　　每一次的行动虽都由少数人发起，但经过网络的宣传、学生间的串联、校方的犹豫阻挡、和来自校园外更高层政治人物的嘉许和推波助澜后，都形成了鞭笞国民党历史旧帐的氛围，更逐步影响了过去对国民党只看当下、不论过去，甚至原本一点都不在乎现实公共新闻的青年群众。

　　除了由学生、青年群体自主发动的类似行动外，岛内各地于过去十多年间兴办的二二八纪念馆、人权纪念园区等地，都成为了学生们经常指定参观的校外教学处所。

　　此外，即使是兴办之初政治意图相对较低的，如杨逵这样的作家故居、蔡瑞月这样的舞蹈家故居、乃至于殷海光这样的思想家故居，甚至是在任何一处合唱团或唱片公司的历史长廊，人们在参观时，也仍然会看到他们在威权统治年代遭到禁言、禁演、歌曲禁唱、特务监视乃至身系累绁的惨痛故事或荒谬篇章。

　　对于这些不堪回避的过往，今天的国民党一不能否认曾经发生过的史实；二无法禁止人们参观出版和讨论；在必须的时候，还得由政治领袖应景地出面道歉。

　　但时至今日，这个从1945年以来，便在台湾土地上功过交织、正负面影响几乎渗入每一个村里和家庭的全民政治组织，仍然未形成类似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的文件，对于该党曾经犯下的错误，给予一定程度的定性、解释或者是自谴；让其他新晋或在那个时代里不负有直接责任的从政党员们，可以卸下重负轻装上阵，在自身与历史之间筑出一道防火墙。

　　于是乎，在面对越来越具体的个案轮廓、越来越鲜活生动的年轻一代的指控时，国民党的支持者或公职人员，只能苍白地以历史相对主义的修辞，如“啊……那个时代不能跟这个时代比啦”、“过去的时候，就都是用那样的方法呀”，来回应从岛屿的各个角落所冒出来的质疑。然而，过去的人权标准固然可能和现在的不同，但过去酿成过错误的国民党，今天仍然是这个在报端、在选票上出现的国民党。这就给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选择支持国民党，带来了心理障碍，乃至于道德障碍。

　　大约在十年之前，我仍然清晰记得，一位温和而铁杆的绿营女性支持者，坐在台湾大学的校园中，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她认为国民党作为一个有历史血债的党，根本没有资格出现在今日台湾政治的舞台上，不配继续成为台湾人民的选项之一。

　　当时，陈水扁刚因极具争议性的“两颗子弹”事件胜选连任，台湾上下陷入严重政治撕裂，“第一家庭”的贪腐疑云刚刚冒出第一缕烟雾，眼看国民党很有可能在2008年挟马英九的人气班师回朝。

　　此时，用“根本没资格出现在台湾政治舞台”这样的结论来标定国民党，在当时一来显得与时局略有脱节，二来在人群比例中，也显得清醒但偏激，不给对手阵营留下任何余地。

　　但在十年之后，经过互联网大潮的淘洗，泛国民党势力在传统媒体、出版行业中的言论优势早已不在。拥有类似想法的人群，在台湾35岁以下的年轻人群中，虽然仍未算得上是接近半数的主流；但是国民党由于其历史欠债，不应该再继续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想法，从人群结构上来看，已远远称不上是偏激─特别是在马英九的任期内，当局又先后在“反服贸学运”中的学生违法进占“行政院”大楼当夜，以警棍驱离群众、把部分抗争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欠下新的“血债”之后。

　　十年前，当首度拿到执政权力的民进党，逐渐现出贪腐迹象，国民党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之际，不少岛内外的政治观察家均预期，台湾在戒严时期那种不由分说、先打倒国民党再谈、一切以“打倒恶魔党”(台湾早年着名漫画《诸葛四郎》的台词)为宗旨的黑白二元对立政治模型已经结束。接下来，台湾应该要进入到一个长期稳定、健全的两党政治生态了，不再有什么令人发指、不由分说、非让他走开不可的“恶魔党”，充其量只是一个蓝子里待挑的两颗烂苹果。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历经十年来现实公共政策的失政、国族认同板块的消长、国民党在台湾时期的历史污点不断被拖出来锉骨扬灰；再加上国民党自身对这段历史反思、总结和辩护能力的失语，和一系列以青年为发动主体的社会抗争运动的催化渲染，竟然使从“85后”以降、绝大多数都成长在后解严社会里的青年族群中，再次蔓延起一种“这样的国民党非先滚开不可”的情绪。

　　仿佛，国民党不再是篮中待挑的苹果，而是一个必须先倒出去的恶瘤─而民进党这颗苹果不管再怎么烂，年轻选民宁愿去选其他不成气候的小苹果，也不愿再给这一应该被历史淘汰的恶瘤输送任何养分和机会。

　　这一发展倾向，毋宁是台湾政党政治一项令人意外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也可能造成台湾民主机制运作的一种中短期危机。

　　在2016年的这次选举后，虽然质疑、未支持蔡英文和民进党路线的选民仍有44%，但是反映在行政权力和议会议席中，泛蓝在野阵营的发言声量和政治能量，在未来四或八年里，将远远低于44%这一数字的水平，形成一定程度的一党或单一阵营独大状态。

　　而在选后，国民党内部也一如过往，再次爆发是否应该改名、去掉“中国”前缀的争论；国民党中央过去几年里重点扶植的年轻世代工作人员，更直接以“草协”联盟之名另立堂口，将半只脚跨出了国民党，意图与党外其他力量相结合，和国民党本体拉开一定距离，寻找自身的政治新定位。

　　在未来几年内，国民党确有可能去掉“中国”前缀，但如果只做到这一点，非但不一定能挽回其在政治市场中的颓势，更未直面党史上的污点，和岛屿的历史形成第二次的和解，并在党内形成一套对内足以团结共识、对外可以回应质疑和批评的决议。

　　如此，则连国民党从兴中会以降一百余年的传承和宗法，都有可能在世代交替持续进行下的台湾，遭到新一辈的党人抛弃。一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原执政党，纷纷在铁幕倒下前后，将党名改名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甚至如原民主德国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最后干脆改名为今日的“左翼党”，割裂与前身的历史联系，亦不再为旧时代前身的负债辩护。

　　毕竟，对一个跨越了转型社会和政治改革前后的老党而言，在不能拒绝、禁止人们讨论过往的条件下，最大的诅咒和灾难，就是历史污点和当下的执政缺点被合并着讨论、包裹地提醒。甚至连党籍政客们、如代理主席黄敏惠，在试图引用一位本土艺术家陈澄波的名言隽语，想要拉近国民党和土地的距离时，都会有刺耳的声音大分贝地提醒：诸君，别忘了当年这个人，就是被当众行刑，死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的。多么尴尬。

　　在选举民主社会中，常流行所谓的“钟摆理论”，即选民的口味和政策偏好，会自然地因为对在位者逐渐累积的不满，而摆荡到政治光谱的另一边去，并在下一次的选举中自然呈现出制衡和调整的格局。

　　然而，这一理论更多地考虑的是可供辩论、可供攻防、可供说理的理性的公共政策层次；一旦当公共政策层次和历史欠债层次、意识形态层次、乃至于国族情感层次相纠葛的时候，在台湾，后者驱动选票的能量，仍略胜于理性的公共政策。

　　一旦国民党在后三者的领域中逐渐成为数量上的弱势，甚至在一些脆弱环节根本无法辩解、无法还手；且直至今日，台湾都快“解严”近30年了，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统一、有说服力的自谴论述，足以总结国民党在旧时代的种种“过”与“功”的时候，无论民进党在今后的四或八年里做得怎么样，国民党人所期待的“钟摆”，恐怕是再也不会摆回国民党的身上了。

　　【二】

　　造成国民党难以回到政治舞台中央的另一个因素，是台湾民间对“两岸关系”概念期待的翻转，和对政党处理两岸关系评价标准的变化。

　　简言之，经过国民党八年的执政，和国民党过度渲染的两岸经济红利未能落实到各行各业、让大多数台湾百姓直接“有感”的情况下，台湾民间对两岸关系的期待，已经从“机会管理”转化为“风险管理”。

　　亦即，主流舆情对于两岸关系改善所能带来的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和个人发展机会，其期望值较八年前、马英九甫当选时已明显下降；且真正通过两岸关系改善，促进了个人经济机会、发展机会的受益群体，由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重心，已逐步迁移至大陆或频繁往来于两岸间，自然也越来越少在台湾的公共话语圈中表达意见。长久下来，便形成已受益人群的声量越来越小，未受益人群、或基于意识形态理由不愿受益人群的政治声量越来越大的“沉默螺旋”。

　　目前，在台湾2300万人口中，长居或频繁往返于两岸的迁徙人口据信已在150万人以上；然而，在这次选举中，根据台商系统的估算，实际返乡参与投票的旅居大陆人士应该只在10万人左右，比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的20万人还低。

　　而在过去八年间，两岸关系迅速拉进后带来的微观社会摩擦，如大陆旅客涌入各地景区所零星发生的旅客、大陆学生与台湾当地社会的言辞冲突，又因互联网和主流媒体的传播而得到放大。

　　其三，大陆本身制造业和科技代工业的崛起，如由台湾媒体创造的“红色供应链”一词，更给中端以下的制造业，和代工环节多已外迁至大陆的台湾产业界、投资界，带来了被赶超、被取代、被边缘化或是被并购的紧张感与迫切感。

　　其四，在服务业方面，一方面服务贸易协议在台湾因政情理由迟未生效；而过去国民党大肆吹捧、渲染其行业机会前景的金融业，如台资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在大陆的拓展情况，实际上亦裹足不前。

　　国民党执政八年来，虽有几间银行、保险机构获准赴大陆设办事处、或有少数办事处改挂牌为分行分公司，但在营业网点方面并无明显扩张，遑论由大陆市场带来营收贡献。而其他服务行业，如文教、餐饮、连锁加盟、餐饮等行业，大陆本身的竞争早已如火如荼，远远不是九零年代初中期，那个只要掌握了方便面技术、或是来卖卖米果，就能够赚得满盆满钵的年代。但台湾对于大陆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升级变化，总体而言，还是迟钝的。

　　台资企业来陆，一方面未尽能掌握本地消费习惯，二方面在各省份复制商业模式时，还需迁就各地略有不同的行政管理规章。在沿海成熟市场的一线战区出头困难，欲往内地二三线城市拓展时的供应链、人才链的布局又所费不菲，常非多属中小企业背景的台资服务业所愿为。

　　因此，台湾第三产业过去八年来在大陆的情况是：以台资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大陆“打群架”的成功案例少；而台湾背景人才化整为零，被大陆企业、外资企业挖角聘走的情况多。这样的发展模式，也让理性关注大陆发展前景者，不得不对国民党评估大陆市场的眼光、协助台资厂商的意志、感测时局变化和调整政策方向的及时性，打上一个巨大的质疑问号。

　　八年前，马英九团队刚执政时，仍然照搬1990年代中期的“亚太营运中心”思路，作为台湾经济的发展方略。简言之，这套方案是谋划让台湾成为外资、外企进入大陆的跳板和主要通道，或者是服务业的实验基地。此一方针在1990年代中期、上海浦东开放战略实行不过数年之际，或仍有一定说服力。

　　但放到2008年、全球前500强企业多已在大陆直接设有办事处、分公司或子公司之际再谈，则不免已有滑稽之感。能被这套论述打动的，大概只有进入大陆市场，存在若干天然障碍的日本企业。更何况过去八年间，马英九带领的国民党政府落实这套战略方案的战术手段，进展仍十分缓慢；除了实现“三通”直航，和开放岛内银行可开办人民币业务、准许让台湾民众拥有人民币存款，以成为潜在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之一以外，几无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举措。

　　直至马英九即将卸任之际，即使在2016年2月1日以前国民党都仍掌握“立法院”内的多数，然而，用以实现“亚太营运中心”战略目标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仍未在“立法院”通过；对于放宽跨境人才流动、放宽陆企在台派驻人才的行政法规松绑也流于牛步；而审批陆企在台投资、参股的行政审查结果更趋于严格，在岛内颇受民意掣肘。

　　综言之，马英九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选举中，高举的“两岸经济红利”并未在民间普遍发酵；在当年与蔡英文激辩的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过关、签署之后，又过了整整一个任期，仅仅实现了早期收获清单上的关税减免等“小菜”；真正能够深化两岸经贸整合程度的两道大菜─“服务贸易协议”、“货品贸易协议”都未能上桌─前者在岛内遭到“反服贸学运”彻底污名化；后者则在大选结果一出炉后，进行中的协商便遭台湾官员宣告暂搁。

　　台湾人民空等了八年的“两岸经济红利”之后，扣除在大陆发展获益的单位和个人不算，在岛内能够让人民“有感”的主菜，皆因领导人推展政治议程的手腕低落而迟未成型，这当然使得台湾政治市场，对国民党高唱的“两岸机会论”渐趋冷感。

　　在机会面拓展不力、风险面不断增强，台湾在国际上能“走出去”的平台仍然有限的情况下，国民党从2000年以来，自诩为“强项”的两岸关系牌，在这次选举中显然失灵。甚至在选前已有岛内民调显示，民众认为蔡英文“更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的朱立伦。

　　何以致之？

　　主因便是台湾主流民情对两岸关系的处理期待，已由“机会管理”调整至“风险管理”的维度。且经过两岸关系在过去八年间的迅速拉近，两岸的经、社、人、文化等各方面因子，也有大量愉快或不愉快的接触和磨合，舆论对与大陆继续拉近距离的边际期待正在递减；而试图维持自身一定舒展空间，和保持政治上固有选项不被快速整合的两岸经济现实所取消的对冲情绪，则在岛内发酵。这也是何以一场违反台湾法律体制、大幅冲击并损害代议民主精神的“反服贸学运”，竟可在长达数十天的运动周期间，获得台湾民意较大同情的一个背景。

　　由此延伸而来，可以看见在蔡英文第二次挑战大位的整个过程中，其在两岸关系上对大陆直接批评得少，但对国民党“试图限缩台湾人民前途选项”的火力则毫不保留。

　　在选后，蔡英文除重申要建立具一致性、可持续、可预测的两岸关系外，还加码承诺，在自己的任内，两岸关系不会有意外、不会有挑衅。近日，对于大陆穷问不舍、尺寸必争的“九二共识”问题，胜选后的蔡英文更进一步放缓姿态，除对1992年汪辜会谈的历史事实和当时双方达成的“共同认知及谅解”表达尊重和理解之外，还称，她将在92年会谈的历史事实、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两岸二十多年来的既有交往与协商成果、“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和台湾普遍民意和民主原则等元素所构成的“政治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蔡英文看似进一步温和化的修正，一是为了向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承诺：再度上台的民进党政府绝不会成为国际间的“麻烦制造者”，谨守对大陆“牵制”但不“冲撞”的分寸，以免冲击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二是安抚台湾内部务实力量和两岸关系的直接受惠者，力求目前存在两岸间的每周890个直航航班、已经生效的ECFA关税减免项目、已经在运作的二十多项两岸协议和官方互动机制，不要因自己的上台而停顿或倒退。

　　三是超过300万票的大幅度胜选，和民进党单独过半的“立法院”席次优势，让蔡英文目前握有的政治能量和民意高度授权，可供其进行更稳健的操作，不必受制于阵营内部激进派的掣肘，只需将从马英九继承而来的“维持现状”方针，在岛内进一步诠释为“维持台湾目前自主、不受外力统治”的现状，即可对支持者有所交代。

　　其四，当岛内整体的民意基盘转为“绿大于蓝”，分离主义持续上扬并在舆论话语中成为一时政治正确的当下，分离主义要迈向“主流化”的一条必由之路，就是“温和化”。

　　一如从2012年起跑、在2014年投票决胜负的苏格兰独立问题，便曾经历过类似的转变。

　　当分离主义欲诉求主流民意的认同和信任时，就必须放下偏执、仇恨、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情绪话语，而改以追求更良善的治理、建立更有民意反馈能力的独立政府、打造更有社会主义情怀且不受伦敦外力干涉的社会福利体系、收回每年大幅上缴到英国中央的苏格兰石油经济利益等等诉求，以吸引群众。

　　甚至到了运动末期，主张“苏独”的政治阵营还必须自己高唱“与英格兰虽然分立分治了，但仍将共存共荣、维持友善关系”的论调─包括主张维持英镑货币联盟、继续拥戴英国温莎王室、保障英苏边界自由通行等等，以此来安抚民众对苏格兰追求政治分离、另立中央的不安情绪。

　　虽然，苏格兰独立派在2014年的公投中，以约10%的差距落败于维持现状派，但这一政治过程，已使“苏独”从被知识界、传媒界和主流民意讥讽的偏激选项，一跃成为全苏民众认真讨论其可行性的可能前途。“苏独”的支持率，从2012年公投活动起跑时的约25%，到2014年投票前最高峰的接近50%。且在公投落败后，在2015年的英国国会选举中，“苏独”势力的主要力量苏格兰国家党，几乎席卷苏格兰地区的所有议席，更可望在2016年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继续巩固多数优势席位、维持地方层面的执政态势。

　　苏格兰所经历过的这一“分离主义”主张同时迈向温和化和主流化的诉求，也在目前的台湾上演。且在蔡英文宣称对大陆在两岸关系上“不挑衅、没意外”的接下来四年或八年间，整个执政机器和其各领域盟友，必将继续从教育、文化、大众传媒等各条路线，继续静水流深地巩固和形塑台湾民意特别是年轻一代民意的分离认同。

　　面对民进党执政下继续巩固的温和分离主义意识，国民党一方面难以否定、无法抛弃“以台湾为主”的诉求，在岛内政治现实中，国民党仍必然会以台湾一己、而非两岸整体，作为思考政策优劣利弊的“我者”。对今后的国民党来说，大陆就算不是“对抗的对象”，充其量，也仅是利害关系较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

　　至于现今仍载于国民党党章中的，“追求国家富强统一的之目标”、“反对分裂国土”、“共同为中华民族之整体利益而奋斗”等意识型态宗旨，在过去八年执政期间即隐而不显。

　　在全党上下的主要政治人物中，几乎只有马英九一人，将“拉近两岸心灵距离”暮鼓晨钟地挂在嘴边；其余行政官僚或地方诸侯，几乎在他们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全然回避或放弃了意识形态层次的追求和论述，仅仅如绕口令般地反复以“和全世界一起到大陆赚钱”、“和大陆一起赚全世界的钱”等浅层、苍白、甚至令人发歔的话语，作为整套执政理念和经济方略的幼稚化包装。

　　长期以来，“幼稚化”、“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政治化”的包装手法，是国民党面对来自意识形态层次的质疑时，反复使用的回应手段。

　　但如此操作久了，久而久之，便会把方法当然信仰、把手段当成了习惯，几乎忘却全党真正的意识形态和终极政治目标是什么。又或者，从威权时期“全民政党”、也就是“整个社会没有谁不是国民党员”状态转型而来的这个组织，根本不敢、或也无力面对党内成员之间实际存在的意识形态鸿沟。

　　过去，在党籍候选人声势的上升期、“两颗子弹”后大意失荆州的复仇期、或是2008年以来主政期间的利益共享期，国民党内部意识型态目标缺失的问题，或许还能存而不论，暂时搁置。

　　然而，当执政红利已然不在、政党前景长期低迷时，整个国民党充其量仅是“不同领域既得利益者的松散联合体”的本质行将暴露。特别是当国民党坐拥的上千亿台币庞大党产，恐将遭民进党政府和“立法院”以立法手段追缴、清算或逼还予政府部门之际，还有多少党人能够坚守阵地、又有多少利益扈送将就此分崩离析？从国民党内部的成色来观察，绝对难称乐观。这也将酿成国民党恐将跌落历史舞台边缘的第三个原因。

　　【三】

　　长期以来，国民党的从政党员可以从其出身，略分作几大系统：文官体系中的行政官僚；靠近国民党的知识青年，和由知青成长起来的从政学者；地方派系中人；以及党机器里成长起来的专职党工。

　　在几大系统中，行政官僚一系的雕零最早。随着台湾“中央政府”政权在2000年首次轮替，地方各县市政权经历多次轮替、或如南部早已由民进党县市首长长期执政，政府体系中的国民党动员能力，早已难渗透至基层公务员。党内的协作机制，顶多只能停留在县市首长和麾下的部分党籍局、处、委、办主官，时不时地与当地国民党籍的县、市议员、乃至乡镇长、村里长进行政策协调，交换、整合地方性的共同目标这一层次而已。

　　而对于中、长期性的政治人才甄拔、补充，行政官僚体系在台湾民主化之后，早已难以成为、也不适宜再继续成为国民党的人才库。在党职和政府公职系统间的年资转换轨道被清楚分开之后，也极少有常任文官公务员，愿意仅以国民党的党意为依归，辞去公务员职务出任党职，或为国民党披挂参选。

　　而国民党的知识青年培养系统，从1990年代以降就大幅失血，到2000年失去政权以后，成建制成体系的党组织渐次退出校园。党部仅能用举办校园社团领导人活动、选战营队或大学教授自行吸纳政见相近的学生等方法补充知青新血。

　　然而，国民党接触了此类知青后，仍缺乏中长期、有规划、普遍性的培养路径。因此，来则即去者不在少数；转投敌营、博取更大发展空间者更所在多有。马英九即便从2005年当选党主席后，便仿效共产党于党内设置青年团，但团的组织缺乏中、下层建制，仅在顶层浮有空壳；组织人事和工作方向亦随每年的总团长人选改选而代谢。团的任务目标的延续性，和党内外对其的认同度，至今仍颇受质疑。

　　至于地方派系则是国民党迁台后，由于缺乏在地政治基础、又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推开乡镇乃至于县一级的行政首长和议会选举。为此，国民党必须和当地的传统名望家族或士绅网络连结，由其代表国民党或辅助党籍候选人在各地参选，巩固基层政治实力。

　　于此同时，为避免单一派系坐大、垄断一方，通常由党组织一条鞭管辖的各地区党部，又会将地方派系分而治之，由两大或三大派系系统，依届别轮流掌握当地政府、当地议会或当地农(渔)会、水利会、信用合作社等政经枢纽的主导权，并共同防堵“党外”势力的窜起。

　　然而，自1990年代以降、特别是2000年国民党首度失去政权后，党组织系统对派系的分化和控制和掌握就渐失杠杆；再加上国民党组织人才培育乏力，越往台湾中南部的国民党艰困选区，就越只能依赖派系在地方上代表国民党出征。

　　而地方派系所提名参选者，往往又沦于“近亲繁殖”，纯粹依靠某单一家族的二代乃至三代人物参政，这不但对新选民缺乏吸引力，就连要巩固既有的支持者都日益艰困。

　　特别是九零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民党陆续丢失台南、高雄、嘉义县等地的地方执政权；到陈水扁任期内，民进党的版图更北上朝云林等县市推进。到马英九于2005年首度担任党主席后，国民党的地方执政版图虽有一度反攻迹象，但旋即又在2009年和2014年的两次地方选举中，陆续丢失地盘。

　　特别是在2014年的地方大选中，连传统上被视为“蓝大于绿”的人口密集区─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都陷于民进党之手，而在台南市和高雄市的国民党得票率更被压缩在两、三成左右的悬殊比例。足见，国民党在地方层级选举中一向倚重的地方派系逐渐失灵。当然，原本亲国民党的派系中人、地方社团组织，也有可能陆续被长期执政的民进党地方政府，同样以政经利益分配、收编。

　　再者，当今与1990年代、台湾社会刚刚解严的时空相较，如今即使是在非都会区的乡镇地带或乡村地带，越是年轻的选民，其依据传媒、互联网、报章杂志自行决定投票倾向的自主性也越高。

　　国民党传统上依靠农会、渔会、同乡会、青商会、宫庙信仰组织等社会团体，进行复合式选举动员的效果不断打折。而扈从在国民党羽翼下的旧有地方政经头人们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也常为所谓的“返乡青年”，或当地具有改革意识的环保、社区营造、文化创意人士，和外来移入的知识份子所疏离和抗拒。

　　客观地说，地方派系和国民党党组织之间的利益链结，大多强过于信仰或理念层次的交融。这导致长期以来，国民党党核心政治人物，对地方派系出身的人物只愿利用，不愿重用，造成了在各级选举中，出力跑腿“打天下”，和在台北朝堂上“坐天下”两类人的扞格。

　　马英九执政八年以来，由地方政坛或“立法院”系统出身的政治人物，得以进入“内阁”各部委分享执政权力的派系中人屈指可数。而惟一扶持的地方派系二代样版人物，又因贪腐案落马，成为马英九主政八年间，极少数因贪腐问题而下台的部级以上高官。

　　长此以往，地方派系和国民党组织系统离心离德、貌合神离之势，难免越演越烈。

　　在2016年的大选中，由于落后幅度已大，地方派系为避免浪费实力、“弃战”的倾向明显。国民党在凡由民进党长期执政之处的得票率，大多被压制到三成以下；而新近丢失的台北市、新竹县市、桃园市等地的得票，也都不足四成。朱立伦自身担任市长的全台人口第一大城新北市，也毫不给现任市长面子，国民党的得票率仅有33%。

　　在2014年和2016年的两场选举后，民进党挟“中央”、直辖县市和省辖各县市层层执政之优势，以人事位置挖角、以行政资源利诱、以搜集贪腐事证移交检察机关相胁等手段，将仍愿与国民党合作的地方派系裂解分拆；或将这些派系，在地方政经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进一步边缘化，将是题中应有之义，将毫不令人意外。此次，与国民党合作的派系势力代表人物，在“立委”选举中落选大半，足可视为地方派系人物从“中央”政坛汲取资源、再灌输分配至一己地盘的生存模式日渐式微的开端。

　　特别是在民进党掌握“立法院”后，最优先处理的法案之一，必将包括用法律手段清点、收缴或限制使用国民党上千亿元新台币党产的《政党法》和《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如果国民党长期以来用以应付选举开支的庞大党产，遭到民进党新政权以法律手段处理、收缴、逼捐甚至追究其侵占公有财产之责，再加上在许多县市国民党眼看短期内反攻无望、有胜算的接棒人才断源，则还有多少地方派系愿意继续逆势与国民党结盟合作，颇堪玩味。

　　除了地方派系的动员能力已现颓势，国民党党中央在过去十年间，亦不断面临国民党组织究竟是要转型为一台纯粹的“选举机器”，抑或是要继续作为一个“情义团体大家庭”这两种路线间的两难。

　　在马英九和朱立伦的治下，移植自美国的“选举机器”路线较占上风。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党国时期党中央各部门主管均需论资排辈、拾级而上的官僚化、老龄化传统，有助于更灵活地应对幻化快速的台湾民意。然而，正由于“选举机器”路线下的择人授官过于弹性，使得过去国民党累积数十年才形成的党中央权威感荡然无存。

　　党中央的要职，如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一级部门正副主管的名器授予轻率，常由党内资历尚嫌浅薄的党主席亲信幕僚直接出任；甚至偶有非党人士直接空降至党内高层的例子，导致国民党中央的名器价值迅速贬损。从2005年马英九领党以降，国民党中央要调动地方、节制诸侯、震慑派系或揭橥新路线、下达新政策的指挥成本均大为增加。

　　时至今日，在国民党党内民主日渐深化的情况下，谁能够通过党员直选争到了党主席的位置，谁就看似掌握了“国民党路线”的定义权，无须再考量或消化其他党内势力的声音。

　　然而，也由于党中央机器的整副摊子，在每次改选后，都由新的党主席当选者“胜者全拿”。因此，党中央的平台，也更不易于凝聚非主席嫡系人马对党组织的向心力。

　　尤其是在2008年以来，马英九有意识地“重政轻党”或只准“以党辅政”的安排下，国民党中央和中常会等机构，政治份量江河日下；而在“后马英九”时代，缺少了行政资源和官场人事任命权的筹码，国民党中央的威信更难以重建，恐将日渐沦为各路人马摩拳擦掌，自以为一举夺之便足以号令全党的一面光杆令旗。

　　【四】

　　使国民党恐将跌落历史舞台的最后一个主要原因，是世代。

　　当前，国民党最核心、最具有理念契合度的岛内支持者，主要是现年50岁到70岁上下的战后第一个世代，他们也是当前岛内拥有最主要政治、经济、传媒和文化权力的世代。

　　他们多在国民党统治最巩固的时期，接受了完整而平均质量不低的教育，亲身经历过台湾社会由贫至富的飞跃，见证了在威权秩序下的社会团结、高效政府、相对廉能干练有担当的技术官僚前辈，并和国民党主政下的台湾，一起从童年的风雨飘摇中，陆续挺过70年代的外交危机、石油危机，并在80年代末期迎来躁动但相对平和的民主冲撞转型过程。

　　进入90年代，他们的事业进入冲刺或成熟期，台湾的GDP一度达到大陆的约四分之一之巨；而台湾在区域间的政经实力，也随着他们的努力而臻于高峰。

　　在国民党和新党、亲民党政争的分分合合中，他们或曾出走、或曾归队，又一度团结在马英九的个人光环和国民党在2008年所高唱的政治经济逻辑下。

　　在和国民党一起走过失去政权的惨淡时光后，他们在各个领域试图为台湾在民进党时期“失落的八年”赶紧补课，想“力用”大陆的成长力道，再造台湾再起的时势；将广阔的大陆，视为台湾经济转型跃升、扩大能量的“蓝海”。

　　然而，他们的下一代─亦即广泛参与进“反服贸学运”等社会抗争运动的20岁、30岁上下的人群，却已隐然把大陆对台湾可能带来的政治威胁、军事风险、文化冲击和商业挑战，看得比大陆所能为台湾带来的机会更突出。乃至让国民党政府的政经布局，出现了一套明显的“世代断裂”─当马英九世代的政治领袖和技术官僚、学者，自认为替台湾的产业、台湾下一代的年轻人争取到了比外国更好的贸易条件、铺平了可供他们逐鹿大陆市场的坦途之际，十分欠缺“两岸命运一体观”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等思想、观念和情感基础的台湾20岁、30岁世代，却多选择裹足不前，不愿轻易涉足这片他们眼中，政治运行逻辑难以理解、社会文化线条相对粗疏、国族认同情感则与岛内迭有冲突的神秘而混乱的大陆。

　　哪怕它看起来奔腾、迅勐而充满着变化，却有相当部分的台湾年轻人认为：这早已不是自己有机会采到果子的黑暗森林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放下了他们父辈曾拥有的竞逐神州的气魄或想象；只盼着它的枝丫，不要再跨过海峡，攫取自己立身故园的养分，或恣意改变小而静美的台湾岛上恬淡、单纯、较有秩序的生态系。

　　在20岁、30岁台湾年轻人的想象中，注重贸易公平的咖啡馆、手工环保的肥皂店和手工文创品、温暖隽永的二手书坊、散发着在地特色并足以串连起当地文化脉络的民宿兼沙龙，在台湾制造业大幅外移、科技业面临激烈取代战争、互联网商业和移动支付则因法规滞后而长年裹足不前的状态下，变成了下一代台湾年轻人创业的理想样板。

　　而这些可名之为“小清新产业”的事业，也可以跟大陆不大陆、ECFA不ECFA没什么关系，还散发着清香的理想主义草根色彩。于是，这些小清新产业的梦想，就被蔡英文开心悦纳地收入囊中，包装为她第一次竞选时的产业政策口号─“在地经济”，以反衬国民党重视扩张中大企业产能，仍以外贸支撑台湾经济发展的“陈旧”模式。

　　在2014年的春天，当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已然签成、只待生效之际，一批担心服务贸易协议会过度向大陆开放岛内市场的年轻群体，更发动了“反服贸学运”，一举掀翻了墨迹未干的谈判桌，要求国民党政府“撤回服贸”“重启谈判”。让自诩已为台湾争取到极难得市场进入条件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瞠目结舌，碎了一地眼镜。

　　由此而降，国民党的路线和政策自信一夕尽失。在不知台湾社会逻辑和主流舆论视听，何以对政府部门抨击至斯、对抗争学生同情至甚的困惑和惊惶下，国民党开启了一系列的大败局。

　　在这次赴台观选的过程中，我陆续见了约十位相交多年的老友。他们中的大多数，皆出身于所谓的泛蓝背景家庭，各为军人、公务员、大学教授、上市公司经理人、保守派报业中人家庭的子弟。在2005年他们陆续获得公民权后，也都曾在不同时间点，一次或多次地支持过马英九，或其他国民党籍的“立委”、县市长候选人。

　　但在这次的大选中，扣除两位正在政治行业中的工作者，其他人皆无一例外地抛弃了国民党的候选人，并表示自己的社交网络同温层中，表态要投国民党的同学、师友、同事也几近于无。

　　在他们眼中，国民党并不是其父辈温存涵泳过的那个胼手胝足、共同走过光荣、转型和低谷的大家庭；国民党更不是其父辈早年在台湾省籍隔阂仍严重时，用以标定他我身分、回应本土主义反体制情绪波澜的情感共同体。

　　国民党，固然是一个“家里头过去比较支持”的政党，但是其兴衰荣枯，在年轻一辈眼中，早已属于政党政治发展的常态现象，不须将自己的生命和气血捆绑于其上，为国民党的起伏悲雨洗晴。

　　“你也知道，认同这种东西，一旦你觉得你是谁、而你不是谁，它就不会很轻易地再改变了”，上述友人中的其中一位，如此向我分析国民党的困境。一来，许多泛蓝家庭中的年轻子弟、包括所谓的“外省第三代”，已逐渐卸下了国民党在台湾政治市场上仍没有完全抛弃的中国认同。二方面，在过去几年间，由岛内青年群体发动的一波波抗争运动中，许多泛蓝家庭出身年轻人，也陆续在某个时点，跨出家门，站到了国民党的对立面。

　　在马英九的八年任期中，Facebook等广场式、开放式串连的网络社交媒体在台湾逐渐红火，甚至袭夺了政治资源和话题的上游，成为新闻议题最主要的发动点和策源地之一。

　　从2008年以来，包括为抗议动用警力过当的“野草莓学运”、为反对亲大陆财团收岛内媒体事业的“反旺中运动”、为反对拆迁和争地的台北“文林苑事件”和苗栗“大埔反征收抗争”、和从环保议题出发，反对公营石化厂扩建的“反国光石化运动”，到为意外死亡的陆军士兵追问冤情真相的“洪仲丘事件”，和历经前述一波波运动酝酿，终使青年介入政治之热情达到高峰的“反服贸学运”，以及马英九执政末期，乘“反服贸”学运东风而起的“反核四(第四座核能发电厂)运动”，和反对国民党政府采用拉近两岸史观之教学大纲的“反课纲运动”等等，无一例外地，均依循着少数青年网络串连、酿成零星线下抗争、网络社交媒体扩散、主流媒体跟进、更大幅度抗议行动升温、反对党因主流媒体跟进而介入，最终迫使国民党政府在滚雪球般的群情下退让、妥协、搁置争议或收回成命的模式。

　　在这样大规模且频繁的，由网络舆情倒逼现实政治的政潮冲刷下，抗争的导火索横跨两岸问题、环保、文化意识型态、居住正义、军中和军法黑幕等各个领域。一旦岛内青年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受到触动、和国民党决裂，则在其他问题上，也自然更易于倾向反国民党政府的立场，甚至愿意主动以自己的“觉醒”经历，来“启蒙”其他尚未和国民党割席断义的亲友同侪。

　　在国族认同的递嬗问题上，在所谓泛蓝家庭中成长的青年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认为，国民党的脚步没有跟上他们成长和变化的道路；在公共政策的论辩交锋中，国民党更早已丢失在网络舆论中的话语权；而其在传统媒体中的优势，也随着新闻工作者的世代更替，和媒体追逐读者口味的天性而迅速凌夷。

　　出身于泛蓝选民结构版块的岛内年轻人尚且如此，原本对国民党即不怀好感的家庭的年轻一代选民，则更无向国民党靠近的理由。

　　未来，一旦新上任的民进党政府能够在两岸“冷和”之中，重新摸索出一套和大陆打交道的模式，夯实除了“九二共识”四字以外，大陆尚可勉强接受的两岸对话政治基础，则国民党连自诩比民进党更能处理两岸关系的最后一块比较优势，也将被抽空。

　　从孙中山在夏威夷创办兴中会以来，渊源已达121年的中国国民党，如果就此在台湾萎缩下去，逐步滑出历史舞台的边缘，未必算是一个特别差的终局。

　　从1945年光复台湾和1949年举党迁台以降，国民党体制在功过相抵之后，其在政治完全开放、1987年“解严”之后的垂30年间，还在大部分的时间段里，享受了党国体制的剩余红利；没有遭遇暴力推翻或体制性的清算；甚至在近三分之二的时间中，仍然掌握着执政权，甚至主导设计了台湾迈入选举民主社会后，绝大多数的政治制度和基本游戏规则。

　　即便如此，国民党最终仍把自己一步步洗出了牌局，如一片枯叶，掉落在这片自己曾反复翻耕和高压宰制的土地上。这样的结局，我不知道算不算公平？但至少，这是台湾人民很可能会做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