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外交冲突、中印冲突等诸多因素影响，亚太地区的不稳定性随着美军西太平洋军事力量对南海的不断介入逐步增加。作为中美长期以来保持军事对峙的南海地区，美军今年在南海的演习又拉上了诸多盟友等“新面孔”，今天就向大家梳理盘点作为参与南海地区军事存在之一的“袋鼠”——澳大利亚海军自2020年以来的诸多表现。

　　据澳大利亚皇家海军（The Royal Australian Navy （RAN））官网发布的消息，现澳海军共有46艘现役军用船只，其海军行动主要力量为8艘“安扎克”级护卫舰，3艘“霍巴特”级驱逐舰，6艘 “柯林斯”级常规潜艇（5艘投入使用，1艘编入预备役）；其两栖登陆/进攻主要力量为2艘“堪培拉”级直升机两栖攻击舰，1艘“乔勒斯”号（英国皇家海军“海湾”级）船坞登陆舰；其领海安保力量为13艘“阿米代尔”级巡逻艇，4艘“休恩”级扫雷艇，为巡逻澳大利亚海上专属经济区和扫雷任务提供行动支持。其余船只中，“天狼星”号为综合补给舰作海上力量， 2艘“吕温”级、4艘“帕卢马”级为海洋调查船，“年轻奋进”号风帆训练舰和“海角”级巡逻艇为澳海军从澳边防部队（Australian Border Force）引进作训练和巡逻用途。

　　“海军分析”网站绘制的澳大利亚海军力量示意图

　　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在南海对峙角逐中不断进取，寻求更高的西太平军事存在价值。其主要发挥的形式和“舞台”还是在一系列盟国海上军事演练中，派出部分主要舰艇进行协同演练。2020年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参与的南海地区军事演练就达到2次（项），其中包括4月派出“安扎克”级“帕拉马塔” 号护卫舰所参加的南海地区美-澳共同演习；7月派出在南海地区参加美-日-澳共同演习。以上演习中，澳海军与同盟舰艇进行了海上补给、飞航演习、海上演习和通讯演习。

　　4月于南海的美-澳共同演习

　　7月于南海的美-日-澳联合演习

　　1951年的《澳新美同盟条约》作为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的框架基石，奠定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倾向性。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是“美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南部支柱”，同时其又作为白人亚洲地区政治势力的重要构成，必然充当了部分西方政治对亚太地区话语权的代理人。当前澳海军训练、演习的重点，还是在其外交政策的旗帜下，对可能存在威胁其海洋利益、海洋安全的区域冲突做海上军事准备。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难想象在南海爆发冲突时，澳大利亚作为依附同盟的重要伙伴国家，应邀共同在南海地区开展军事行动。这样的军事行动大概率由美海军主导，而澳皇家海军或可扮演以两栖攻击舰（LHD）和“盾舰”为核心的独立水面舰艇打击舰队，在美海军分布式海军战略框架下独立指挥对特定海域“敌人”的突袭作战，乃至派遣其海军陆战队在指定岛屿进行登陆支援作战，以策应同盟行动；亦可将主力水面舰艇编入美航母编队和特混舰队，受美海军直接指挥在南海地区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另外，澳海军的水面舰艇力量和海上安保力量，同样可以在战时为同盟的重要战略物资航线提供巡逻和后勤保障；最后，澳海军的潜艇力量同样可以独立或编入同盟的打击群，对“敌”重要水下力量和重要贸易航线进行袭扰，或应对“敌”区域拒止/反介入策略。

　　当然，澳海军的短板同样十分明显。首先其“堪培拉”级两栖攻击舰虽存在可改为搭载F-35B的空间和可能，但尚未看到澳海军有进行采购、引进F-35系列战斗机的计划。同时两栖攻击舰在舰队指挥，舰队防空等通信、态势感知和拥有航母编队的中、美两国尚有差距。另外，澳海军拥有的先进“盾舰”“霍巴特”级驱逐舰的数量仍然较少（仅3艘），其舰队整体实力在饱和攻击、高密度弹药火力投送的笼罩下，难以保证自身舰队的战场存活。最后，澳海军的补给水平，同样限制了其在距离本土较远距离作战时的长时间火力投送能力。

　　总而言之，澳海军在南海地区的存在，因其拥有的相对周边岛屿国家较强的水面舰艇力量，是应重视其存在的海上军事二流强国，但对其相应短板同样可以在冲突预案中进行针对性准备。在外交事务上保持对其部分权益的争取、谈判或许是可能、现实的，而军事斗争上则必然要做好放弃幻想，准备战斗的斗争思想绝不能有所松懈。澳海军是否真的会在未来于南海开展更加激烈的军事行动将是多方的外交博弈结果，但做好军事冲突的准备和足够应变的外交策略，实现“晴备雨伞，饱备干粮”的理念仍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