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正在北美洲进行十六强战，然而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却连参加小组赛的机会都没有。即便本届世界杯首度将参赛队伍从32队大幅扩编至48队，中国所属的“亚洲足球总会”（AFC）更获得史无前例的9个参赛名额，中国依旧与世界杯无缘。《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副总编辑帕尔默（James Palmer）指出，当约旦、乌兹别克都能代表亚洲杀进会内赛，中国球迷想必不是滋味。

但，为什么中国踢不好足球呢？

习近平“三大愿望”成空

有趣的是，足球一直是习近平非常重视的体育项目，当他完成了反腐打贪、完成了中国制造2025、甚至撑过了川普的关税大战，唯独足球这项运动十几年来始终裹足不前。中国上次踢进世界杯会内赛已是2002年的往事，当时在小组赛阶段更以“零进球”的难堪纪录惨遭淘汰。

早在接掌国家主席前，习近平就曾公开表达对中国足球的三个愿望：一是闯进世界杯、二是举办世界杯、三是获得世界杯冠军。

15年过去了，尽管北京当局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发起多轮反腐行动，高调提出2050年要将中国打造为“世界一流足球强国”的国家战略，但中国距离足球的三大目标却显得更加遥远。这场“砸大钱却办不好事”的奇特现象，长期令国际体坛感到困惑。帕尔默指出，足球在中国极受球迷关注，中国超级联赛的入座率也曾名列世界前茅；相较于男足的委靡，外号“钢铁玫瑰”的中国女足自1991年以来，几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届世界杯（2011年除外）。

中国足球不振之谜

外界对于中国足球的现况曾给出多种解释，包括中国学生的巨大升学压力、基层青训机会的匮乏，以及体育官僚根深蒂固的贪腐与滥权。帕尔默强调，值得关注的恐怕不只是这些问题本身，而是中国政府“解决问题的无能”。此外，中国职业联赛市场庞大且资金充裕，也形成了一种反淘汰机制——优渥的本土薪资足以留住有才华的球员，让他们失去前往欧洲等高水平联赛挑战的动力。

目前中国国家队没有任何一名球员在海外俱乐部效力，对比之下，实力相对较弱、且包含多支加拿大球队的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在今年世界杯美国队的阵容中仅占8个名额，其馀多数主力皆在欧洲更高强度的联赛洗礼。帕尔默指出，许多中国球员在青少年时期虽有旅外经历，但到了成年后却极少留洋，最后全被困在一个“球队解散、教练无能、球团欠薪、花钱买上场机会”的崩坏体制中。

此外，中国也无法复制如卡达等国的“归化模式”（透过赋予大量外籍球员公民身份来快速提升实力）。中国足球圈长期存在著严重的种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对非华裔球员极不友善，也让归化政策窒碍难行。

“习近平效应”的诅咒

对于中国体制内无法根治的贪腐毒瘤，帕尔默认为也是中国足球不振的关键因素。今年1月，中国官方全面惩处假球案，对73名球员及官员祭出终身禁赛令，前国家队总教练、前英超球星李铁赫然在列。帕尔默指出，这批落马的官员多半是在上一波反腐清洗后才乘势上台。早在习近平就任前，中国足球也曾爆发大规模假球案，经过长年调查，多名高官被判刑、联赛冠军头衔遭剥夺，随后的体制改革显然彻底失败。

帕尔默指出：“讽刺的是，习近平对足球的狂热，反而可能助长了腐败。”这套“中国式国家级灾难”，在中国许多领域屡试不爽，从解放军的火箭军的弊案，到国家出资扶植半导体产业的“国家大基金”，只要某个领域被列为“国家级战略重点”，排山倒海而来的资金就会创造出巨大的贪腐诱因，但在集权体制下，根本没有任何具备足够独立性与能力的制度化机构，去揭发与制止这些挥霍与滥权。

举国体制攻不破足球高墙

这种举国体制更是历任外籍“洋教头”的噩梦。帕尔默分析，前来重整中国男足的外籍总教练，无一不发现自己处处受制于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一个“由中共官员掌握最终决定权”的错综体育体制，外籍教练根本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主权。对比之下，韩国在2002年世界杯前，给了荷兰籍总教练希丁克（Guus Hiddink）对国家队选才、战略和训练的“绝对权力”。希丁克当时大刀阔斧打破了韩国“长幼尊卑”的体制藩篱，最后奇迹般杀入那年的世界杯四强。

至于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采取的“举国体制”为何能成功，足球却不行？帕尔默认为，将年轻运动员送去练射击或跳水，涉及的既有体制利益冲突较少，耗费的资金也低得多。更重要的是，个人运动项目只需要选拔出少数几位能夺金的顶尖菁英即可；但要建立起强大的足球文化，需要的是一个既深且广、具备良性竞争基础的庞大人才库。 

对于许多绝望的中国球迷，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过去两年爆发式成长的基层“村超”（即中国近年兴起的乡村业馀足球联赛）。理论上，在14亿的庞大人口中，必然藏有尚未被发掘的未来之星。但帕尔默也给出了他的悲观预测：根据历史经验，任何来自民间基层的成功果实，最终都难逃被官僚强行收编的命运，最后无可避免地被拖入长期毒害中国足球的体制泥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