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有重量的内容，从不需要华丽的形式去衬托。那些炸弹残骸、残缺的假肢、普通人沉默的面孔，本身就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它们无需精致的灯光、考究的排版、高级的材质来加分，也不需要刻意的叙事包装，这份真实，足以击穿所有设计技巧。”

“火车嘶鸣着/停住/蝴蝶在铁轨上酣睡。”——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在这个嬗变的时代，我们如何理解真实、又如何抵达真实？

多年前，许天琪在老挝首都万象的“炸弹博物馆”看过一个令她毕生难忘的展览。这座非传统展览型博物馆，没有浮夸的装饰，只有直击人心的真实，展示战争遗留问题对当地社会造成的长期影响。

那里没有精致体面的展厅，只是一间临时搭建的板房；没有考究的排版与清晰的导视，只有一块块摆放歪斜的KT板；也没有优雅精美的展品，唯有房梁上悬挂的假肢、满地的爆炸残骸。

看完展览，许天琪呆坐了整整一小时，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作为设计师，我见过太多追求精致完美、讲究叙事与美学的展览。可在‘炸弹博物馆’，当我面对那些粗糙简陋、甚至毫无设计感可言的展陈时，内心却被深深触动，”许天琪向我分享到，“那是一种源自真实的力量。”

“当年看完展览，我脑海就一直萦绕一个问题——面对这样的展览，设计师还能做些什么？即便展陈设计无比粗糙，可内容本身已拥有足够震撼人心的力量，无论如何编排组织，都能成立。设计师能做的，至多只是锦上添花，无法带来质的改变。”许天琪说。

某种意义上，“设计师能够做什么”牵扯到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如何真正理解现实，并抵达现实。这关乎设计师的技巧、审美及其底层认知，亦关系到一件设计作品的“生命力”。

多年以来，这样的命题，如同一团云雾，出现在许天琪的“设计旅途”，时而步步紧逼，时而烟消云散。

入行以来，许天琪已多次斩获中国“最美的书”、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金奖银奖、纽约ADC奖等重磅荣誉。

2018至2020年，她连续三年凭借主导设计的张书林的《寻绣记》、作家阿来的《花重锦官城·成都物候记》、袁明华的《植物先生：二十四节气植物研学课》荣获“最美的书”奖。

今年3月，许天琪又在德国莱比锡凭借《梅鉴》一书，从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近600种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度“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

春末夏初，《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邀请到这位声名鹊起的顶尖设计师，分享她如何一次次与这团云雾遭遇，又如何凭借润物无声的“弱感之美”，凝练出直击人心的“真实力量”。

传统“现代转译”

处理历史的现实与当下的现实，并将其进行平衡、自如的“转译”，是许天琪设计实践的焦点。

“我已经做过太多一眼就能看出是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书，但这两年，脑中渐生出革新的念头：想把传统文化题材的书做‘新’一点——既有‘空寂远’的意蕴，又能在各方面处理上体现现代性，”许天琪分享到。

刚在莱比锡斩获大奖的《梅鉴》便是她的最新探索。

作为策划者与设计者，许天琪与王其进，协同作者陈鹏、责任编辑唐婧、书画家蒙中、印刷者穆振英，遵循从文化到造物的融合出版思路，完成了一次传统文化的“焕新表达”。

《梅鉴》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作为四君子之首的梅花，实则囊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与造物的各个方面——文化类包含诗词画曲等，造物类包含景香器酒等。我们可从这个小点，窥见古代造物的横切面。”

许天琪说，“我们希望让历史的、古典的文化意蕴，以现代的手法，触达更加广泛的群体。”

此次在非书籍设计层面，也融入了许天琪的诸多决策。在作者陈鹏创作期间，许天琪便提前介入处理配图问题。“画、景、器”三个部分有大量文物图片，辅以诸多梅花古画、梅花纹样陶器、漆器、园林造景图，能更好地辅助内容呈现。

为此，许天琪与团队做了大量案头工作，费时费力地逼近“历史的现实”。“比如书中收录的古曲谱，都是我精心挑选的，那些优雅的竖排版与雕刻字体，至今令我印象深刻，那是属于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书籍排字文化，”许天琪说。

进入设计阶段，紧扣“踏雪寻梅”的核心诗意，许天琪为《梅鉴》设计了八个相互关联的分册，分则独立成章，合则浑然一体，营造出一种东方的朦胧感与故事性。

《梅鉴》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她希望读者翻开书，便能沉浸式“踏雪寻梅”。

为此，她采用独特的双层纸张：外层半透明和纸轻盈朦胧，喻为“雪”；内层艺术纸印图文，藏于其间，便是“梅”。翻阅之际，图文若隐若现，恰似雪影梅香。

版面设计上，许天琪则大量留白以作“雪意”，图片调低饱和度，文字极简精准，呈现“计白当黑”的东方美学。“为了让文本的厚重内涵充分舒展，所有视觉元素都不能过于激烈、明确。”

长久以来，许天琪非常喜欢用触感、嗅觉、视觉等“物质性体验”与受众沟通，她称之为“五感设计”。

像是操刀《寻绣记》时，她历经千辛万苦，从上千种纸张里选出四种纸张，最终令整本书“像一摞绣片一样妥妥软软地塌在手心里”。

而在《消失的名菜》中，她又以宴席上的袅袅香气为线索，从食在广州的渊源讲起，在部分粤菜照片中还结合了摩擦生香的感香油墨，从装帧、材料、工艺上都努力营造古韵的宴席氛围。

“书籍本就有五感，关键在于创作者是否重视‘物’的部分——这个部分承载了许多历史的、当下的真实，如果忽略这种真实性，只会让书籍沦为廉价的工业产品，最终被市场淘汰，”许天琪说到。

淬炼“弱感之美”

许天琪将其多年以来的艺术实践淬炼为一种“弱感之美”。这绝非设计表达的弱化或妥协，而是一种以克制、内敛、本真为核心特质的设计范式。

“‘弱感之美’在于摒弃过度装饰的设计误区，坚守‘设计服务于文本’的原则，实现设计表达与文本内涵的精确匹配，”许天琪说，“那些过度追求视觉冲击、忽视文本内核的设计，脱离了书籍设计的初心。”

在她看来，“当内容本身具备了‘沉甸甸的力量’，外在的美感便需‘主动让位’，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真实。但若文本本身缺乏思想深度与审美价值，即便赋予其极致精致的设计包装，也只是徒有其表的‘华丽外衣’。”

《花重锦官城·成都物候记》 图片来源：时代出版

2019年，在作家阿来《花重锦官城・成都物候记》的设计过程中，许天琪选用轻薄柔软的纸张模拟花瓣的细腻触感，让花瓣的淡雅色彩从筒子页内侧自然渗透，而筒子页外侧则采用简洁的文字编排，仅以最简约的设计语言烘托文本的诗意意境，既不喧宾夺主，又能恰到好处地呼应文本内涵。“这是我所倡导的‘弱感之美’：克制表达，不堆砌美感，让每一处设计都服务于整体意境，而非彰显自身。”

在材质选择层面，“弱感之美”尽量做到“一书一纸”，设计主体需深度研读文本主题与内涵，精准匹配材质的特性与气质，最终实现材质与内容的相融相生。

像是《植物先生》的设计实践中，许天琪将书中涉及的植物元素融入纸张制作过程，并采用中国传统手工造纸技术，研发出二十四种手工花草纸，最终实现了“读者触摸书页即可直观感受植物肌理与生命力”的设计目标。

当年，作家洁尘拿着《植物先生》一书时，不禁感叹，“这本书真的是四川做的吗？” 

《植物先生》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某种程度上，从被中国认可到被世界认可，证明了许天琪对于传统语言的现代转译是切实可行的，也证明了“弱感之美”正从一个逼仄的舞台走向更远的旷野。

在她看来，“弱感之美”绝非单纯的设计形式表达，其深层蕴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润传承与当代创新性转化，这是其人文底蕴的核心所在，更是中国书籍设计构建本土特色、参与国际设计对话的重要支撑。

不过许天琪也隐约担忧，在当代书籍设计语境下，“弱感之美”的实践面临不小挑战——市场对视觉冲击力的过度追求、工业生产对手工质感的挤压，都可能让这一理念陷入困境。

设计“悄然隐身”

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著《译者的隐身：翻译史论》，就曾聚焦译者在面对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候的“隐身性”。

作为文化的“转译者”，许天琪习惯于将自我隐匿于设计背后。这是内敛的、低调的性格使然，也是其对于设计境界的孜孜以求。

就像她在总结《梅鉴》的创作过程时所言，“这是一次堪称乌托邦式的合作，每个人都在坚守与妥协中寻找平衡。每个人都积极表达，每个人又都愿‘退隐其后’。”

设计实践与艺术创作过程中的“自我隐匿”并非意味着“无为”。“这反而对设计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离不开深厚的文本解读能力、敏锐的材质感知能力以及克制的设计表达能力，”许天琪说。

拒绝过度设计的诱惑，打消不切实际的野心，在“弱”的表达中传递“强”的内涵，这是她一直以来的设计信条。

像长篇小说《春草》的珍藏版设计中，许天琪苦苦寻觅，终于找到一种如布料般充满韧劲的纸，用一种无法损毁的材料，去完成一个脆弱的结构。“这样的冲突和矛盾就像当下女性本身所承载的重量一样。”

“有些内容，即便没有设计的加持，也能直抵人心。身为设计师，我们更应敬畏的，从来不是设计技巧，而是真实本身。”

“我忽然明白，真正有重量的内容，从不需要华丽的形式去衬托。那些炸弹残骸、残缺的假肢、普通人沉默的面孔，本身就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它们无需精致的灯光、考究的排版、高级的材质来加分，也不需要刻意的叙事包装，这份真实，足以击穿所有设计技巧，”许天琪最后向我分享到。

几年前，笔者如此写到，“面对日渐萎缩的纸质书读者群，许天琪努力着、挣扎着、欢快着，打造出一个个隐秘的、属于小众群体的‘纸上山河’，用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这个时代罕见的、易逝的诗意。”

如今，面对这位经验与荣誉愈丰的老友，我看见的是嬗变现实背后难得的轻盈自若——就像激流与礁石的博弈、疾风与劲草的拉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