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写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5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飞跃，以至于此次美国总统到访北京时，人们已经很难说清，谁才是世界头号强国。这篇题为《中国才是我们的资本主义导师》的评论写道：

“迄今为止，西方总是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得出错误的结论。无论是华盛顿，柏林，还是布鲁塞尔，各方都认为应当模仿中国的‘五年计划’式中央集权产业政策。他们认为要想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西方也应当把权力高度集中起来。华盛顿的部分政治家甚至将威权主义当作了值得效仿的楷模。

但殊不知，无论是中央集权，还是威权主义都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因为，你首先要分析中国崛起过程中，那些北京之外的因素。这就如同美国并不仅仅只有川普式的混乱一样，中国也并不是只有习近平的掌控欲。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经验，恰恰是西方人难以同中国联想到一起的：竞争会带来进步。

竞争首先表现在教育领域。东亚社会普遍比西方更为重视教育。为了孩子的教育，家长一掷千金，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面对残酷的竞争。这种做法当然有其弊端，被竞争彻底压垮的孩子也不在少数。但也正是得益于这种竞争机制，中国的大学才一路攀升得以跻身全球排行榜的最前列。

在中国，自然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等学科，尤其受到重视。美国政府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上述学科的博士生比例是全球范围内最高的。此外，西方许多高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也同样是中国人。西方工业要想东山再起，就必须强化竞争机制，也难免不将部分财政资金从社会科学领域转投技术领域。”

《法兰克福汇报》的评论写道，中国共产党在选拔地方官员时，竞争机制也得到了体现：评判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就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而在地方政治层面缺乏激励机制，则正是华盛顿、布鲁塞尔和柏林产业政策的重大缺陷。

“在中国，地方产业政策所表现出的积极主动性，无一例外地导致了产能过剩。因为地方官员都在力争成为汽车、光伏或电池行业的‘地方冠军’。如今，太阳能板、电池和电动车之所以如此便宜，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各地激烈竞争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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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误判，正在使西方固有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不愿让本土企业面向激烈竞争的产业政策，只会让这些企业进一步失去竞争力，进而将全球市场拱手让给中国企业。这早已成为包括汽车工业在内的普遍现象。政界总是想方设法不让民众面对现实，但这样做，却只能让情况越来越糟。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虽然残酷，但却是行之有效的。”

上周末，德国萨克森州社民党籍经济部长潘特（Dirk Panter）提出，应当把中国车企引入萨克森州那些陷入危机的工厂。他认为，中国车企完全可以在那里生产汽车，从而利用大众公司目前闲置的生产线，这样就可以保住德国的就业岗位。《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写道：

“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会保住工作岗位，但长远来看，却异常危险，而且充满未知因素。要知道中国人不是拯救者，而是竞争对手。

值得怀疑的是，比亚迪、吉利或上汽等企业是否真的愿意进入大众工厂进行生产。毫无疑问，德国确实拥有高素质的技术工人以及运作良好的基础设施。但德国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德国汽车产业薪酬远远高于平均水准，而德国的能源价格也给企业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此外还有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税收以及严格的环保规定。大众首席执行官布鲁姆也一再对德国的营商环境提出批评。那么，中国竞争对手为什么偏偏会选择德国的大众工厂呢?

就目前而言，中国车企显然更愿意以受到国家补贴的低价车型冲击欧洲和全球市场。他们在中国低成本研发、大规模量产。即便考虑了欧盟的关税因素之后，中国汽车仍比欧洲本土汽车便宜很多，但中国车的销售情况却并不理想。而中国车企之所以至今尚未能取得巨大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设在欧洲的工厂，而是销售渠道和品牌形象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