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不是某一个恶魔般的个体，而是一种被常态化、匿名化，甚至娱乐化的“结构性共谋”。比如说：加害者不是少数“变态”，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同学、同事、公务员。

　　受害者选择沉默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除个体性格差异，还与社会文化结构有关，比如羞耻感，以及环境的压迫。如果求助，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选择不求助。”

　　“他不是陌生人。”在慕尼黑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这一点反复被提及。

　　2026年4月14日，28岁的中国籍男子Zhongyi J（以下简称钟某）因两项谋杀未遂、七项严重强奸以及侵犯个人隐私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3个月。受害者，是与他相识、同为邻居的女性。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钟某利用高剂量麻醉剂对女友实施了至少8次强奸，甚至在受害者数次呼吸骤停、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停止暴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犯罪并非孤立个案。调查发现，钟某活跃于一个名为“德国驾校”的加密群组，群内成员以隐晦暗语交流，对女性实施侵害的过程被记录、传播，甚至被总结为可模仿的“经验”。

　　这不禁让人想起几年前韩国一场26万人参与的集体“性侵”——聊天室放未成年人淫秽视频，26万人看直播。震动韩国社会的N号房事件也展示出类似的犯罪结构：借助加密聊天工具，施害者通过诱骗、威胁等方式控制受害者，并将性侵过程转化为可传播、可交易的影像内容。

　　公开资料显示，该事件涉及超过26万名付费或围观用户，受害者中包括多名未成年人，最小年龄受害者为年仅11岁的小学生。主犯赵主彬曾拥有良好的学业背景，曾任学报编辑部编辑局长，却在匿名平台中构建出一套以性剥削为核心的地下秩序。

　　精英身份下的信任陷阱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施害者并未以典型的“危险”面目出现。

　　被告钟某自2022年起与受害者居住在同一栋住宅内。2023年，两人发展为恋人关系，并长期往来密切，也为其后续行为提供了进入更私密空间的可能。

　　钟某以中国留学生身份于2023年抵达德国慕尼黑，进入一所全球知名的顶级学府攻读机器人学硕士学位，拥有清晰的学业路径和体面的社会形象。

　　在案发前，钟某在旁人眼里几乎是完美的代名词。他有着专业的学术背景，甚至邻里间也维持着一个温和、体面的形象，几乎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类似的路径，也出现在另一位受访者周雨（化名）的经历中。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小学、初高中还是大学，周雨都曾遭到熟人猥亵。“到目前为止，对我做出过猥亵行为的有三人：表叔、亲哥，还有一个是聊得来的老师的朋友。”

　　“外人对他的评价还不错。”周雨回忆，那名施害者同时也是一名机构的招生老师，稳定的职业身份与他人评价，让她最初放下了警惕。

　　在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个案中，一个相似的前提反复出现：施害者往往拥有某种“被社会认可”的身份——学生、教师、亲人，或是被视为前途可期的“精英”。

　　这种身份不仅降低了他人对风险的预判，也为其进入更私密的关系提供了正当性。

　　当信任成为进入关系的通行证，暴力往往不再以突发的形式出现，而是在日常互动中被一点点嵌入。

　　在心理学视角中，这种反差并不罕见。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咨询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杨发辉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像钟某这种高教育水平和稳定社会身份的人群犯罪，更像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僵化。一个人在社会中越是依赖稳定、体面、可被认可的身份形象，这种‘外在自我’就越可能被固化。人格面具背后会压抑一些阴影，包括压抑的部分甚至人性的恶。”

　　杨发辉进一步解释，在关系层面，当信任被建立之后，个体的边界感往往会随之降低，对异常信号的警惕也会被削弱，从而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或合理化对现实的偏离。

　　熟人作案

　　“既感到羞耻，也缺乏证据。”周雨说。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这种由模糊与不确定构成的经验，使得熟人猥亵案件难以被确认，也难以被讲述。不同于以对抗力为特征的暴力形式，施害行为往往嵌入在既有关系之中，使其难以被及时识破。

　　在2024年数月时间里，钟某多次在受害者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实施性侵行为，并将三种强效镇静及麻醉类药物混入饮品中，使对方长期处于昏迷或接近昏迷状态。

　　综合媒体报道，慕尼黑重罪法庭认定，28岁的被告钟某至少七次在其伴侣失去意识时实施强奸。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表示，其行为“极其蔑视人类和女性，令人发指”。法院同时认定，被告在多次造成受害者呼吸停止的情况下持续施暴，已构成杀人意图。

　　在这一案件中，受害者在反复失去意识与记忆断裂中，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确认能力。

　　根据公开资料，德国警方调查显示，一个以“德国驾校”为名的加密网络中，多名成员分享下药、拍摄与规避风险的经验，使性侵行为在群体中被模仿与复制。居住在法兰克福的团伙头目张“大鹏”（代号）是最早被警方逮捕的成员之一。2021年，张大鹏在一位女性朋友的晚餐中掺入镇静剂后实施性侵，并使用手机及运动相机记录过程。此后，张大鹏又对多名女同事下药并实施强奸。

　　另一名成员，来自柏林的学生童某，于2025年8月被判强奸罪。他曾在一次约会中给一名女子下药并强奸了她，还拍摄了犯罪过程。此外，他还利用安装在浴室的隐藏摄像设备长期偷拍多名女性，其在聊天群的昵称是“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

　　案件曝光后，相关犯罪手段甚至进一步演化。嫌疑人张大鹏开始以寻找转租公寓的女性为目标，在看房过程中直接实施药物控制和侵害。四名受害女性均保留记忆，并向警方报案。2024年11月，他最终被捕。

　　从钟某的亲密关系，到同一网络中以社交、工作乃至陌生接触为掩护的行为路径，可以看到一条逐渐外扩的路径：利用关系降低警惕，在缺乏对抗的情境中完成控制。这也使熟人作案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亲缘或熟识关系。

　　暴力也出现在更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日常经验中。

　　许宁（化名）回忆，从幼儿园时起就非常抗拒穿裙子。“因为那时幼儿园就有男生开始会掀女生的裙子。”遭遇过熟人性骚扰的她，儿时的噩梦回忆一直纠缠着她的记忆。

　　“小学时被我表哥按在床上亲吻，当时我很抗拒，一直挣扎，他一直按着我。之后尤其是青春期，我对亲密边界特别敏感，和爸爸、弟弟单独待在家时会不适，甚至做梦梦到被侵犯。”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当严重，从幼儿园开始每个人生阶段，从亲人到路边的陌生人，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言语和身体冒犯。一个人走在街上都会紧绷，如果路边有陌生男性对我说话或者在背后有什么大动作，我都会吓得尖叫”。

　　许宁看到家里的小外甥女和她小舅舅单独待在房间时，“我会非常在意甚至反胃，敲门把他们喊出来”。

　　杨发辉指出，受害者选择沉默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除个体性格差异，还与社会文化结构有关，比如羞耻感，以及环境的压迫。如果求助，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选择不求助。”

　　“煤气灯效应”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关系已经建立、异常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受害者为何难以及时识别正在发生的伤害？

　　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佩奇·L.斯威特（Paige L. Sweet）曾提出，亲密关系中的“煤气灯”是一种通过持续操控现实感知，使受害者逐渐怀疑自身判断的心理控制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施害者往往借助既有的性别权力结构与不平等关系，将对现实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ing）：主人公宝拉（Paula）在婚后不断察觉生活中的异常，格雷高利（Gregory）将煤气灯调得忽明忽暗，但其丈夫始终否认这些变化的存在，然后坚持告诉宝拉那是她的幻觉，并反复暗示“问题出在她自己”。在持续的否认与暗示中，宝拉逐渐失去对现实的信任，开始相信自己“出了问题”。

　　在钟某和受害者的关系里，伤害伴随着药物控制、意识丧失、记忆断裂与日常互动交织。

　　受访者金晴白（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曾在一位已婚朋友家中目睹类似过程——一个本应最私密、最安全的空间，却成为操控发生的场域。作为在场者，她看到对方在日常细节中悄然制造偏差，又迅速将其否认。

　　在一次她在场的情况下，对方甚至当面移动了桌上的水果摆放位置，却依然坚持否认这一改变。

　　她强调，这些行为并非偶然。“他们通常不会一开始就做很明显的事情，而是从这些最不起眼、最不容易被外人察觉的细节入手。”

　　“比如钥匙、门禁卡这些小东西，本来是固定放在进门的托盘里的，但他会时不时把位置挪开，然后反过来说，是你没有放好。”她说。起初，这些变化看似无关紧要，但当类似的情境反复出现，对方又始终否认时，受害者会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记性真的不好”。

　　金晴白进一步回忆，这类操控往往并不集中在某一件事上，而是散落在日常生活的多个细节中。最典型的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否认。她举例说，有一次早上，她的朋友清楚记得自己已经吃过蒸鸡蛋，但回到家后却发现锅里仍然放着一个鸡蛋。对方随即否认她的记忆，暗示“你并没有吃过”。

　　类似的情境还出现在家务细节中。她的朋友出门前曾将早餐用过的碗碟清洗干净，但回家后却发现这些餐具重新出现在水槽里，而对方坚持称“你根本没有洗，也没有吃”。甚至在生活秩序层面，已经收纳好的夏季鞋子，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鞋柜显眼的位置，使人产生“是不是自己忘了整理”的怀疑。

　　在这些反复出现的细节中，被改变的不只是物品的位置，更是对“事情是否真实发生过”的判断。金晴白说：“当类似的情况一再出现，而对方又始终否认时，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哪一部分记错了。”

　　在钟某的案件中，受害者长期处于意识受损与记忆断裂状态，本就缺乏稳定的现实参照，而一旦与关系中的信任结构叠加，个体更容易陷入对自身经验的怀疑。

　　数字犯罪

　　在德国版“N号房”案件中，对现实的不断修正与否认，并不只出现在一对一的关系之中。随着影像被反复传播、讨论与再加工，受害者的经验在数字空间中被不断重写，甚至逐渐脱离其原初语境，转化为可被消费的内容。

　　在对该案的解读中，韩国《N号房追踪记》译者叶蕾蕾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路径。在她看来，这类案件的关键从来不只是个体的恶。

　　“这个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不是某一个恶魔般的个体，而是一种被常态化、匿名化，甚至娱乐化的‘结构性共谋’。比如说：加害者不是少数‘变态’，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同学、同事、公务员。平台提供了技术庇护，使犯罪变得低风险、高收益。司法系统长期以‘抓不到’‘处罚轻’‘受害者也有责任’为借口，事实上纵容了这种犯罪。媒体与公众在猎奇与冷漠之间摇摆，有时无意中成为二次加害的帮凶。”

　　2020年7月2日，韩国大邱地方法院安东分院当天对文亨旭进行公审。文亨旭是“N号房”的创始人，涉嫌以多数未成年人为对象，制作并传播性剥削视频。（视觉中国 / 图）

　　这一判断，在德国“N号房”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参与者并非局限于某一极端群体，而是分布在日常社会关系之中。

　　这种共谋，首先体现在技术条件上。

　　技术平台的匿名性与弱监管。Telegram的强加密、自毁消息、海外服务器等特点，使加害者几乎零风险运作。书中多次出现加害者嘲笑“警察抓不到Telegram”的对话，这说明技术庇护是他们敢于为所欲为的核心信心来源。

　　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文化。书中“火”和“丹”的个人成长经历反复表明：从初中到大学，女性身体被评价、被侵犯、被调侃是“日常”。

　　与之相伴的，是根深蒂固的“受害者有罪论”。穿短裙、晚上出门、上传过自拍，都被视为“给了加害者可乘之机”。司法、媒体、家庭中都存在这种将责任悄悄转嫁给受害者的叙事，使加害者的行为获得某种隐性的豁免。

　　数字性犯罪认识的代际断层。国会议员分不清N号房和Deepfake，甚至问“难道自己偷偷看也要处罚吗”。老一辈对数字空间的性犯罪严重性缺乏认知，导致立法和执法长期滞后。

　　“观看者经济”的驱动。博士房（即N号房）的收费会员制度说明：不是几个加害者在作恶，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在付费观看。这种需求本身就在不断在生产新的受害者。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国“N号房”再次出现，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可预测、可解释的社会机制。

　　“2026年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只要一个社会具备匿名平台、性商品化文化、法律监管不足、厌女结构这几个要素，‘N号房式犯罪’就一定会出现。就算发生的国家不同，其掠夺逻辑也完全一致。所以跨国的‘N号房再现’是一种必然，而绝非意外。因此，当类似案件在德国、日本、美国等地出现时，不是‘N号房模式’被复制了，而是同样的结构性条件在另一个语境中被激活。区别只在于：司法反应的速度、媒体伦理的程度、公众意识的觉醒水平不同。”

　　对于叶蕾蕾而言，《N号房追踪记》的警示意义正在于此：所谓的“N号房”事件，并不能简单看成是“韩国的丑闻”，它只是数字时代性别暴力的一个典型样本。

　　“我清楚地记得，翻译这本书时，我就想过——这绝不只是韩国的故事，而是每个数字化社会都可能发生的故事。2026年的今天，我更加确信——它离我们从来都不远。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技术平台提供匿名庇护、有性别不平等提供思维土壤、有轻判提供侥幸心理，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本书是韩国的故事，但它不是‘只有韩国才会发生’的故事。它是一个数字时代性别暴力的预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