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刚过，伊琳娜·斯特岑科（Iryna Stetsenko）刚做完婚礼美甲，打开阳台门，正努力让自己入睡。

在附近一间挤满了客人的公寓里，她的未婚夫谢尔盖·洛巴诺夫（Serhiy Lobanov）正睡在厨房的床垫上。

伊琳娜说，这时一阵“隆隆”声打破了宁静。

“感觉就像很多飞机从头顶飞过，周围嗡嗡作响，窗户玻璃都在摇晃。”

谢尔盖说他“感觉到了震动，就像某种波浪经过一样”，他以为是轻微地震，然后又睡着了。

这位19岁的实习教师和25岁的核电厂工程师正憧憬着在新建的苏联城市普里皮亚季（Pripyat）开始他们的婚姻生活。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正在不到4公里的地方发生。

位于现今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切尔诺贝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四号反应炉发生爆炸，喷涌而出的放射性物质扩散至欧洲大片地区。

四十年后，这座核电厂遗留的高放射性物质位于战区。这对夫妇如今居住在柏林，是他们第二次离乡别井——这次是为了逃离战争，而非核灾。

但谢尔盖记得，1986年4月26日清晨，他大约6点醒来，兴奋地发现婚礼当天阳光灿烂。

他还有事要办──要把床单送到朋友的公寓，他和伊琳娜计划当晚在那里过夜；还要去买花。

图中所示为爆炸三天后受损的四号反应炉，反应炉释放出剧毒放射性物质。

他说他看到外面有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还有人用泡沫溶液冲洗街道。他在核电厂认识的一些同事告诉他，他们被紧急召集过来，因为“出事了”，但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从朋友的高层公寓向外望去，看到四号反应炉冒出浓烟。

后来人们才知道，消防员和核电厂的工人们冒着致命剂量的辐射，彻夜奋战，扑灭了一场巨大的有毒火灾。

“我当时有点焦虑，”他说。他回忆起自己受过的训练，拿了一块布，弄湿后铺在公寓门口，以防放射性尘埃飘落。

然后他赶紧去了市场。周六早上，市场里异常冷清，于是他摘了五朵郁金香，准备插在花束里。

伊琳娜和母亲住在家里的公寓里，她说电话响了一整夜。邻居打电话来说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母亲听起来很“惊慌”。但几乎没有任何细节。

苏联对资讯管控非常严格。他们打开收音机，但没有任何关于事件的报道。

第二天早上，伊琳娜的母亲打电话给相关部门：“他们告诉她不要惊慌，城里所有计划好的活动都会照常进行。”

官方层面，一切照常进行。孩子们照常上学。

伊琳娜和谢尔盖形容他们在婚礼期间感到紧张和不安。

当天晚些时候，新郎新娘和宾客们乘车前往文化宫，这里既是举办庆典活动的场所，也是热门的迪斯可舞厅。

他们在绣有彼此名字的布料上交换誓言，然后与宾客们一起前往附近的咖啡馆。

谢尔盖说，婚宴上瀰漫着“悲伤”的气氛，而非庆祝的喜悦。

“每个人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谁也不知道具体细节。”

他们的第一支舞是传统的华尔滋。但随着悲剧的临近，伊琳娜回忆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失去了节奏。我们只是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拥抱中继续舞动。”

对之前发生的事情的担忧，使这对新人的首支舞黯然失色。

然后，他们筋疲力尽，但终于结为夫妻，回到了朋友的公寓。

但谢尔盖说，周日凌晨，另一位朋友敲响了房门，告诉他们赶紧去赶早上5点出发的疏散列车。

伊琳娜身上唯一一件备用衣服是第二天庆祝活动穿的单薄连身裙，所以她只好重新穿上婚纱，匆匆赶回母亲的公寓换衣服。而且，她的鞋子磨出了水泡。

“我穿着婚纱，光着脚在水坑里奔跑，”伊琳娜说。

天色仍然昏暗，他们从火车上看到了坍塌反应炉的光芒。

“就像在凝视火山的眼睛，”谢尔盖说。

官方公告发布后，称此次疏散是“暂时的”。

“我们原本只打算离开三天，结果却离开了一辈子，”他补充道。

“我们亲眼看到屋顶坍塌了。”——爆炸发生时，尼古拉·索洛维约夫（Nikolai Solovyov）正在核电站值班。

苏联因迟迟未能披露灾难的严重程度而受到严厉批评。爆炸发生两天后——在瑞典侦测到辐射之后——苏联才承认发生了事故。两周多后，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戈巴契夫）才公开谈论此事。

一次安全测试出了严重差错。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引用的估计表明，爆炸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是广岛原子弹的400倍。

尼古拉·索洛维约夫（Nikolai Solovyov）当时是涡轮机车间的首席工程师。

“感觉就像脚下发生了地震，”他回忆道，“我们看到屋顶坍塌⋯⋯一股气流朝我们袭来，裹挟着黑色的尘埃⋯⋯然后警报响了。”

他说，他和同事们冲向现场，以为是发电机爆炸了──根本无法想像爆炸的会是反应炉本身。

尼古拉回忆说，有人查看了他们的监测器，发现辐射水平“超标”。

他说，他们发现另一名同事站在其中一台涡轮机上，表面上没有受伤，但却在呕吐——这是辐射病的症状。

“他是最早去世的人之一，”他说。

普里皮亚季是为安置核电厂工人而建的，它曾经是一座繁荣的现代化苏联城市。

官方公布的事故死亡人数为31人——其中两人死于爆炸本身，28人死于急性放射病，1人死于心脏骤停，这些死亡均发生在事故发生后的几周内。

这场灾难的更广泛影响尚存争议，难以确定。当时并未进行全面的长期医学研究。

2005年，联合国多个机构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这起事故可能导致4000人死亡。其他估计则认为死亡人数可能高达数万人。

当局立即展开行动，阻止暴露的反应炉泄漏辐射。

直升机向反应器投放沙子和其他物质。当局从苏联各地调集数十万人，以控制灾难的蔓延。

大量“清理人员”被调来清理放射性碎片。

极高的辐射水平导致机器故障，因此一些工作不得不靠人工完成。

雅恩·克里纳尔（Jaan Krinal）和雷恩·克拉尔（Rein Klaar）来自当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他们被派往清理三号反应炉顶部的瓦砾。

“你得穿铅板——一块在前面，一块在后面，一块在两腿之间。很重，至少有20公斤，”雅恩说。

“头上戴着标准的苏联建筑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口袋里还装着剂量计（用来测量辐射量），”他说。

雷恩回忆说，为了限制他们的辐射暴露时间，他们每次只能工作一分钟。

“没人能分辨出什么是什么⋯⋯根本没时间思考，”他说。

雷恩·克拉尔（左，Rein Klaar）和贾恩·克里纳尔（Jaan Krinal）被派往三号反应炉顶棚进行短时作业。

清理工作开始时，伊琳娜和谢尔盖住在她祖母家，距离基辅（Kyiv）以东约 300 公里的波尔塔瓦州（Poltava）。

他们抵达几天后，负责监测撤离人员辐射状况的医生们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伊琳娜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她记得，当她得知医生警告说辐射暴露可能会影响未出生的婴儿，并建议曾暴露于辐射的女性堕胎时，她哭了起来：“我害怕生孩子，也害怕堕胎。”

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医生鼓励她继续怀孕，伊琳娜最终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卡佳（Katya）。几十年过去了，她自己也成为了母亲，而谢尔盖和伊琳娜现在有了一个15岁的孙女。

伊琳娜在撤离几天后发现自己怀孕了，并在1986年晚些时候生下了卡佳。

这对夫妇感觉核事故影响了他们的健康，但医生尚未证实这一点。

伊琳娜做了双膝关节置换手术，她认为辐射可能导致了骨骼脆弱。他们认为辐射可能是谢尔盖在2016年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之一，当时他刚回到故乡普里皮亚季一周。

雅恩领导着一个爱沙尼亚前核事故清理人员组织，他说一些清理人员确实出现了健康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像最初担心的那样“浑身长满癌症”。他说，1991年，共有51名爱沙尼亚核灾清理人员死亡，其中17人自杀身亡。

涡轮机工程师尼古拉在事故发生时已婚，育有两个儿子。他后来回到核电厂工作，最近退休。他的小儿子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加入了乌克兰军队，但自2023年9月以来一直下落不明。

文化宫曾用于举办仪式活动，也曾是热门的迪斯可舞厅。

核电厂本身需要持续的监测和维护。

事故发生后仅七个月，四号反应炉上方的混凝土石棺便建成。但石棺变得不稳定，2016年，耗资13亿英镑（16亿美元；124亿元人民币；638亿元新台币）的新型金属屏蔽罩被覆盖在顶部，以防止泄漏。

目前，核电站周围大部分“隔离区”的辐射水平已降至足够低的程度，可以安全地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访问，但任何人都不允许合法居住在那里。在损毁的反应炉内部和附近，以及像“红森林”这样曾经遭受严重污染的地方，仍然存在辐射水平极高的热点区域。

普里皮亚季的建筑——曾经被视为青春乐观主义和苏联科技的象征——如今已破败不堪，荒废已久，其中包括谢尔盖和伊琳娜举行婚礼的文化宫。

在新穹顶内，四号反应炉的烟囱是一处令人毛骨悚然的废墟，覆盖着粗糙的灰色混凝土外壳，位于闪亮的金属穹顶之下，这个穹顶高得足以容纳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

2025年，无人机撞击四号反应炉时，引燃了反应炉上方的防护罩。

2022年，俄罗斯军队驾驶坦克车进入该核电厂，劫持工作人员长达五周，并埋设地雷、挖掘战壕。

去年，一架无人机在新安装的防护罩上炸出一个洞。乌克兰指责俄罗斯袭击了该核电厂，克里姆林宫否认了这项指控。虽然辐射水平没有升高，但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防护罩已丧失其“主要安全功能”。

2022年，谢尔盖和伊琳娜的女儿在基辅的公寓被导弹击中后，他们搬到了德国。他们的婚姻始于动荡和悲剧之中，如今成了彼此的慰藉。

“我想，我们真的必须经历一些人生磨难，才能明白我们⋯⋯真的无法割舍。”

“40年后，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就像针线一样密不可分，”伊琳娜说，“我们形影不离。”

结婚40年后，伊琳娜说：“我们真的离不开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