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动车的发展，确实提高了能源自主，经济安全。这是提高系统稳定性的正确之举，让中国减少依赖石油能源。但是，目前运输的卡车，仍然是柴油为主，电动车极为罕见。工业体系，仍然依赖石油。因此，油价上涨，还是会全面提高经济成本。

　　石油不仅是能源，更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无可替代。价格高还可以用钱解决，如果没有原料，则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中国已经禁止了燃油、部分化肥，以及硫酸等产品的出口，说明这些化工产品，自己也不够用了。

　　更关键的是，成本全面上涨，压缩企业利润，打击企业信心，这对本来就脆弱的信用环境是致命的。这种伤害，比油价上涨更为可怕，而且难以恢复。中国之前的通缩，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打击了居民资产负债表，让居民无法借债加杠杆，创造信用。现在，成本全面上涨，压缩企业利润，则会进一步打击企业信心，无法借债加杠杆，创造信用。信用的引擎，居民企业双双熄火。由于中国的整体债务杠杆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315%以上，而且正以每年1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必须信用增长，借新还旧，中国根本无法承受信用停滞。

　　因此，从现实出发，结束战争，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中国自己的利益所在。但中国也可能不顾一切，为了对抗美国而切断自己的利益，支持伊朗跟美国打下去，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杀敌一千，自损一万。这就是“中国反对中国”，自己消耗自己。

　　1991年，王沪宁出版了在美六个月的感悟《美国反对美国》。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复杂联合体，不能简单概括。“美国反对美国”意指美国的力量源泉与潜在危机，往往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一体两面。

　　确实，美国内部矛盾重重，多样化、两极化，确实存在自己反对自己的情况。这也是美国内部天然的制衡机制。美国的问题，是内部冲突，但冲突本身就是反馈机制。

　　中国的问题，则跟美国不同。中国不存在明显的分裂，而是和谐统一、思维一致、整齐划一。中国的问题，是高度一致；但一致，一旦脱离现实，就会失去修正能力。系统不再调整，只会持续放大偏差。

　　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有着极深的鸿沟。当意识形态与现实吻合，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极大的优势。当意识形态与现实矛盾，则意识形态往往占上风，主导一切。如果意识形态脱离现实太远，最终会导致灾难。当系统失去反馈能力，就会出现“自我对抗”——看起来是对外博弈，本质是内部冲突。

　　其实邓小平所做的，就是暂时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对现实反馈，改革开放，跟随美国过好日子。可惜这一切都过去了，意识形态再次主导一切，开环控制、理念优先，不再反馈。这就是“中国反对中国”的内在机制。

　　经济金融是现实反馈，不是意识形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意识形态的种子，无法收获经济繁荣、国家发展。当系统拒绝反馈，当结构失去修正能力，冲突就不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系统内部。

　　不是中国对抗世界，

　　而是——

　　系统开始反对自身。

　　“中国反对中国”，自己反对自己。”

（网络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