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战争中生存，伊朗早已建立一套“去石油依赖”的韧性策略：其经济命脉并非单一依赖石油出口。 《金融时报》指出，即使石油贸易被完全切断，只要库存仍能支撑生产，伊朗仍可透过其他海关出口维持对外贸易，持续输出商品；同时，通过金属、化学品与食品等非石油产品，每月仍可创造约20亿美元收入，以填补部分缺口。

　　值得注意的是，钢铁正是伊朗重要的非石油出口品，每年出口规模约达70亿美元。

　　据报道，过去40多年来，伊朗打造出所谓的“抵抗型经济”（resistance economy），目标是在制裁、冲突与外部敌意环境下维持运作。这套体系的核心，是尽可能国产化那些难以进口的产品，包括药品、汽车零组件与家电，同时透过分散式基础设施来降低战争风险。

　　例如，全伊朗数百座发电厂采取分散布局，这是吸取1980年代两伊战争的教训，让敌方更难一次性瘫痪电力系统。此外，伊朗也大量运用以物易物（barter）机制，将石油换取粮食与机械设备，以绕过金融制裁。如今，这套模式正面临真正的压力测试。

　　《金融时报》指出，自2月28日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打击军事设施并暗杀高层，同时波及关键经济基础设施，包括燃料储存设施、最大天然气园区甚至银行系统，目的在削弱政权控制力。部分工业设施已遭破坏，包含两座大型钢铁厂，而钢铁正是伊朗重要的非石油出口品，年出口规模约达70亿美元。

　　这些打击，叠加在战前已经恶化的经济结构上，使压力进一步放大。通膨率超过40%，民生水准显著下滑，经济困境也成为反政府抗议的重要导火线。然而，即便如此，分析人士认为，“抵抗型经济”目前仍在发挥部分作用。

　　专家认为，战争对伊朗经济的冲击无疑严重，也可能进一步激化内部不满，但对政权而言，当前优先目标是“撑住”。

　　从政策角度来看，伊朗政府已提前为战时经济做准备。在战争前夕，总统分权至地方政府，加快进口流程，放宽官僚限制，提升行政效率。即便荷姆兹海峡航运几近停滞，陆路贸易仍持续运作，官方同时试图维持社会稳定，强调民生物资并未短缺，超市供应正常，透过汽油配给制度也暂时稳定燃料供应。

　　不过，风险依然存在。一旦美方进一步攻击电力设施，经济情势将快速恶化。事实上，伊朗在战前已因制裁、政策失误、油收下滑与贪腐问题陷入长期衰退，并引发大规模抗议与镇压。即便如此，部分前官员仍认为，现有体系具备一定韧性，即使战争持续一年，仍有能力维持基本运作。

　　伊朗与海湾国家的最大差异，在于其工业基础。不同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海湾经济体，伊朗拥有可追溯至沙阿时代（1960–70年代现代化政策）的产业体系。在1979年革命后，这一基础被重新组织并强化，用以应对长期西方制裁。

　　多年来，伊朗逐步建立绕开制裁的贸易路径、替代供应链与进口替代能力，使其产业能在进口受限时快速转向国产供应。正如经济学家所言，这正是伊朗与海湾邻国最本质的不同，它有一个“能自己运转的工业体系”。但这种韧性并非没有代价，即使能维持基本生活，生活品质仍将大幅下降。分析人士直言，“伊朗可以撑住，但会非常艰难。”

　　在贸易结构上，即便石油出口受阻，伊朗仍高度依赖其他商品出口维持现金流；然而，供应链并非完全自主。虽然约80%粮食可自给，但小麦、油籽与稻米仍需进口，畜牧业则仰赖黄豆与玉米等饲料，而这些供应高度依赖复杂的跨境物流，往往经由阿联酋等枢纽转运。随着区域冲突升级，这些贸易路径面临中断风险。

　　替代路径虽存在，例如中伊铁路或南部港口，但运能有限，难以完全取代波斯湾主航道。短期或许可行，长期则将成为瓶颈。尽管如此，政府仍持续支付公务员薪资与年终奖金，食品价格也未出现剧烈波动，部分原因在于汇市几乎停滞，使价格波动被“压住”。但对日薪劳工而言，需求下滑已直接冲击生计。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也为伊朗带来利多:“油价上涨”。在布兰特原油维持高档的情况下，伊朗仍持续出口原油，每日收入可达1.4亿美元以上，部分抵销战争成本。但这种支撑有限，一旦冲突升级至全面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经济将快速恶化，甚至陷入更深层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