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与伊朗的战争持续，恐怖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加拿大和美国在过去几周内已经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中一些与这场冲突直接相关。

这些事件包括：3月1日，一名表达支持伊朗立场的男子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一家酒吧外枪杀三人；3月12日，一名男子在底特律地区一座犹太教堂实施汽车冲撞袭击，其兄弟据称是被以色列在战争中击毙的真主党指挥官；同样在3月12日，一名曾因支持恐怖主义被定罪的人在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杀害一名男子；以及自战争开始以来，多伦多发生针对美国领事馆和多座犹太教堂的驾车扫射事件。此外，3月9日，两名ISIS支持者还试图在纽约市市长Zohran Mamdami官邸格雷西大厦前的一场反伊斯兰集会上实施爆炸袭击，该市长为穆斯林。

为了评估风险形势，《国家邮报》采访了贾韦德·阿里（Javed Ali）。他曾是FBI反恐专家，曾在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以及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目前是密歇根大学杰拉尔德·R·福特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内容，以提高简洁性和清晰度。

《国家邮报》：我们报道了与伊朗的战争可能导致北美反犹袭击和恐怖主义增加，而且我们已经看到暴力事件有所上升。你如何看待目前这些袭击？

贾韦德·阿里：现在仍然为时尚早，无法全面判断这些事件背后的动机范围。但正如我在冲突一开始所说，与这场冲突相关的恐怖主义风险显然已经上升。这一风险实际上分布在两个极端。

在一端，是伊朗直接策划的袭击——由伊朗非常规战争部门“圣城旅”（Quds Force）组织和资助的行动。过去15年来，圣城旅多次试图在美国本土发动袭击。我认为，这类行动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更高，因为这场战争对该政权而言具有生存性威胁。我们看到（周二）伊朗高级领导人阿里·拉里贾尼被杀，因此，该政权在高层结构方面正面临极大困难。

与此同时，即便圣城旅曾尝试在美国策划袭击，这些行动最终都失败了，被挫败或被发现。我认为这是因为伊朗无法像在中东、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那样，在美国境内自由运作。

恐怖主义风险的另一端，则来自个体对当前局势的愤怒。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更多所谓“单独作案者”或“独狼式”袭击。这类袭击有其自身挑战：它们不由外国政府支持，也不属于外国恐怖组织。但同时，这些人生活在美国境内，可能是美国公民，也可能不是，几乎从未成为过调查对象，也没有被监控。他们尚未犯罪，其行为也没有引起家人、朋友或同事的警觉，因此不会被举报给执法机构或FBI。

如果这些就是“独狼袭击”的特征，那么当外部触发因素出现时，如何阻止一个人走向暴力行动或恐怖主义？

在过去几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案例：德州奥斯汀枪击案，似乎是出于对战争的愤怒；密歇根州西布卢姆菲尔德犹太教堂袭击未遂，看起来并非事先策划，而是被袭击者兄弟（据称为真主党战士）死亡所触发；弗吉尼亚老多米尼恩大学枪击案；以及纽约格雷西大厦的ISIS支持者事件。这些行为是否都受到伊朗战争影响，还是由不同动机驱动？我们目前有四个不同的案例，它们各自特点不同，很难据此做出关于整体趋势的重大判断。

是否可能有与伊朗有关的忠诚者（例如居住在加拿大的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冒着生命风险，在北美实施类似驾车扫射或纵火等低级别袭击？

如果这些人与伊朗有关联，他们目前并未大规模行动。即便在加沙冲突最激烈时期，我们也没有看到哈马斯在北美策划的袭击。随着冲突加剧，这种情况是否会改变，还有待观察。

德黑兰是否可能融合类似哈马斯的动机，在西方制造“混合型威胁”？目前这些袭击是否可能由其幕后操控？

我们需要等待调查结果。目前没有相关证据。如果有伊朗人员被派遣在这里执行任务，就像过去15年中尝试的那样，目前还没有人被公开逮捕，也没有看到其他由伊朗特工实施的袭击。这或许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在这里建立有效的行动网络。

那么，你是否认为目前这些袭击更多是机会主义行为？伊朗是否可能通过北美网络或代理人进行报复？

该政权正承受巨大压力，我认为阿里·拉里贾尼之死对政权凝聚力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他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就已经在主导国家安全事务，过去几周伊朗的应对，很可能主要由他负责。因此，他的死亡带来了一个关键问题：谁来接替他？伊朗革命卫队在决策上是继续维持当前的常规作战方式，还是转向并加大网络攻击力度？

上周，一起与伊朗有关的网络攻击在密歇根州发生，成功攻击了一家公司，对其IT系统造成重大影响，并扰乱了业务运营。在恐怖主义方面，问题在于：圣城旅是否正在尝试启动全球范围的袭击计划，无论是单独行动，还是与真主党合作？与真主党的合作是伊朗恐怖行动中最危险的一部分。但他们是否会动用这一手段，目前仍是关键未知。

至于伊朗是否正在利用北美的行动网络，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网络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伊朗打算如何使用？是继续潜伏、收集情报，暂不行动？还是在适当时机启动？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一些犹太组织担心出现类似“悉尼式”的情报失败——即针对犹太目标的大规模袭击（例如邦迪海滩光明节派对枪击事件）。这种情况现实吗？

我们在西布卢姆菲尔德几乎就看到了一次类似事件。我们仍不清楚袭击者艾曼·穆罕默德·加扎利的动机或策划时间线。这起事件本可能更严重。他看起来是试图将车辆冲入现场的犹太学校或犹太教堂，引爆或点燃车辆，而不仅仅是自杀。因此，后果可能更糟（最终只有嫌疑人死亡）。

是否还会有其他因战争愤怒而采取行动的人？他们可能不再使用车辆，而是使用枪支或其他武器？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已经在美国看到两起枪击：弗吉尼亚大学事件和德州奥斯汀酒吧枪击。这些事件并非针对犹太目标，但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是否会发生？希望不会。

在未来几个月，你最担心与伊朗相关的北美暴力风险是什么？

随着战争持续，它将持续带来我们已经看到的那种恐怖主义风险——即机会主义的独狼袭击者寻找目标，可能是随机目标，也可能是特定目标。我认为这种情况会持续存在。但我无法预测何时、何地、由谁实施。与此同时，随着该政权持续承受巨大压力……我认为由伊朗直接策划的袭击风险也在进一步上升。这一风险在战争爆发时就已经上升。但如果政权走向崩溃的最后阶段，或伊朗革命卫队面临“沉船”局面，那么他们为何不尝试发动一次针对美国、或全球犹太及以色列利益的大规模恐怖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