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illustr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疲惫的哀悼者早已习惯"我无法想象"这句话。这是一种距离的表达，一种怜悯。它是一种分隔的声明，一种差异的暗示，也是一种个人安慰的手段。"我无法想象你的痛苦"是一个私人的承诺：我不会去想象，我无法面对，我永远也不必面对。谢天谢地是你，不是我。呼。

　　然而，一些最杰出的艺术恰恰做了这种想象，它们拒绝回避人类悲伤的境况。

　　这个季节，此类作品的佼佼者是赵婷执导、改编自玛吉·奥法雷尔那部精彩小说的电影《哈姆奈特》，以及弗吉尼亚·埃文斯意外畅销的小说《通信员》。

　　《哈姆奈特》是一个围绕莎士比亚11岁儿子之死展开的想象叙事，在故事中，他死于鼠疫。在奥法雷尔女士的构想中，正是这个死亡启发了悲剧《哈姆雷特》。但书和电影的卓越之处在于，它们聚焦的并非这位世界名人的痛苦，而是莎士比亚妻子艾格尼丝的悲痛。

　　在16世纪，尽管一个孩子的生命如此轻易逝去，但这经历同样令人心碎。想想那段描写：哈姆奈特的双胞胎妹妹朱迪思首先病倒，艾格尼丝照顾着她，她那心烦意乱的婆婆玛丽——她自己也是一位丧子的母亲——在一旁协助："玛丽看到，艾格尼丝紧紧抓着孩子无力的手指，仿佛想把她拴在生命之上。她要留住她，把她拉回来，如果可能，仅凭意志也要做到。玛丽懂得这种冲动——她感受到了；她曾经历过，她就是它，现在以至永远。"

　 　然后，电影中几乎逐字引用了书中的一段，由饰演玛丽的艾米丽·沃森以令人心碎的口吻说出。"赐予的可能随时被夺走，"她说，"诀窍在于永远不要放松警惕。永远不要认为自己安全。永远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孩子的心脏在跳动，他们在喝奶，在呼吸，在走路、说话、微笑、争吵和玩耍。永远不要有一刻忘记他们可能会消失，眨眼之间就从你身边被夺走，像蓟花冠毛一样随风飘离你身边。"

　　尽管疾病和死亡的场景令人心碎——而且它们描绘得十分出色，比如一位母亲释放自己孩子脱离尘世束缚时那全身心投入的尖叫——《哈姆奈特》让我在片尾字幕滚动时仍在座位上啜泣，部分原因还在于它如此精准地捕捉了悲伤挥之不去的苦役，那种使头发灰白、眼神黯淡的沉闷方式，以及时间意义如此之微的方式。它完全捕捉到一个人今日尚在、明日便逝的事实如何扰乱心智。

　　"我可能会因此发疯。即使现在，一年过去了，"莎士比亚在文本和电影中对艾格尼丝说。"一年不算什么，"艾格尼丝干涩地、不带感情地回答。"不过一小时或一天。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停止寻找他。我想我也不愿停止。"然后，看到舞台上哈姆雷特的鬼魂，听到那些著名的独白并非为博得掌声，而或许是一种复活的手段，这一切就变得如此合乎情理。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接触《哈姆奈特》时，你都知道自己准备迎接一个关于创造与失去、关于孩子之死与创造力的故事。

　　《通信员》这本书则不太相同，它通过一位安静退休的律师西比尔·范安特卫普写给兄弟、朋友和她钦佩的作家的信件，追踪了她书信体的内心生活。这部处女作于四月出版，随后悄然登上畅销书榜，因其对一位七旬妇女寻求在世界中找到自己道路的出色描绘而受到赞誉——她通过自己的收养故事、与子女和前夫的疏离，以及（尽管迟来地）找到新爱来实现这一点。

　　虽然很容易喜欢上这个脾气古怪的角色，但最打动我的是西比尔和她前夫达恩在儿子吉尔伯特八岁意外身亡后经历的尖锐描绘，这场悲剧发生在他们共同生活的中途。

　　失去吉尔伯特重塑了西比尔的成年生活和内心世界。这导致她封闭了婚姻、亲子以及柏拉图式的关系。"我一生都在恐惧中度过，但现在我正在尝试——尝试不再恐惧。毕竟，最终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真的？失去？我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她在写给最老的朋友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几十年来，我的悲伤是我脑海中无法忍受的噪音，然而现在，我终于写了这封信给你，我惊讶地发现它终于安静了。"

　　儿子死后，西比尔否定了自己。正是最终的调和，以及她不仅坚持保留对吉尔伯特的记忆，也允许自己最终再次亲近他人，使得这本书在对难以言喻之物的描绘上如此动人。（埃文斯女士告诉我，在编辑这本书期间，一位密友的孩子——一个名叫韦德的男孩——的离世，让她重新审视了每一个瞬间，以评估自己是否真实地描绘了失去孩子这种粉碎社区的经历。）

　　或许，使这两个文化时刻如此动人的是，它们在描绘毁灭的深处时，也在它们各自的永恒版本中提供了一丝希望的微光。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哈姆雷特》在世界各地的舞台或莎士比亚课堂上如何上演："要是你曾经爱过我 / 那就请你暂且牺牲天国的幸福 / 留在这冷酷的人间 / 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并思考这些话语是否或许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看到创造一个儿子、失去他、再创造他，如此反复的魔力。在这种想象中，《哈姆雷特》于是成为一种永远捕捉儿子活力和存在的方式。

　　当我们读到西比尔如何允许自己终于完整地讲述那个萦绕她的故事时，我们看到她的痛苦，以及她不情愿的释放——并非释放对孩子的爱，而是释放她的自我鞭挞。这样做时，尽管为时已晚，她不再否认自己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人性需求。

　　这些女性在她们完整的失落中被描绘。我们没有被给予奢侈或轻易转身避开她们痛苦的机会，也无法回避她们认为自己未能履行母亲基本角色的信念。我们被要求看到这如何改变了她们在世界中行走的方式。然后，我们被给予最微弱的振奋，看到两个逝去的孩子如何让自己被感知，超越坟墓，从而推动我们所有人去想象，不仅是悲伤的毁灭性本质，还有爱与失去在时间中的羁绊，连接着我们所有先我们而去的人。

　　这些书和电影都要求我们思考一个人从一个曾经完整的世界进入一个如今破碎的世界的过程。不幸的是，对我来说，思考这种碎裂并非牵强，因为我在2023年经历了自己14岁大女儿奥莉的死亡，她不是被瘟疫，而是被癌症夺走。

　　并不需要经历灾难性的个人丧失。当然，我们所有人都一直能够想象这一点：生命是多么脆弱，我们距离健康与疾病之间的那层膜有多近。用缺乏想象力来包裹自己是一种虚假的保护形式，我们随时可能被粗暴地从中剥离。

　　对于哀悼者而言，这样的艺术不仅提供了一种被看见的感觉——正如我们如今喜欢说的——而且是在故事中被置于中心，或者至少，被惊人准确地描述出来。在哀悼者的世界里，我个人猜测，我们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是最不习惯看到自己被立体描绘的——我们太常被描绘成扁平的角色。当我们的故事被讲得好时，那几乎可以是令人震惊的。我们被注意到了，就在我们这个奇怪的角落，我们在边缘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