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era Wang想要一名来自阿涅利家族的实习生吗？”

这是杰弗里·爱泼斯坦案公开邮件中的一句日常询问。它没有提到岛屿，没有涉及暴行，也没有任何令人不适的细节。它只是为某个显赫家族的孩子打听一个实习名额。

Vera Wang是美国最知名的婚纱设计师之一，阿涅利家族则是意大利最显赫的工业家族之一，长期掌控菲亚特及其背后的投资集团。对爱泼斯坦这样人脉横跨多个圈层的人来说，传递一句日常询问，并不费力。

                      在杰弗里·爱泼斯坦案公开邮件中，他为阿涅利家族打听一个实习名额

爱泼斯坦问题，已经成了罪恶、阴谋与丑闻的代名词。这样的叙事，聚焦在往返那座岛屿的航班以及出入其中的权贵人士，也许是成立的。如今随着爱泼斯坦文件的大量曝光，人们得以窥见全球权贵阶层与爱泼斯坦关系日常性的那一面：子女实习与升学的引荐、撮合、递话，或者日常的问候。

这些看起来最“正常”不过的资源调度，对西方民众来说，有两个刺眼的地方，一是它们围绕臭名昭著的性犯罪展开，二是它们勾连了无限广阔的精英圈层。

这正是爱泼斯坦文件引人不安的地方，它绝非讲述某个边缘团体或者某种亚文化圈层的故事，而是广泛涉及政治领袖、金融架构师、科技先驱、文化名流、学术权威、王室成员、权力掮客等惊人群体，他们广泛辐射了当今人类生活的顶峰，更是构成精英世界体面生活的核心要素。

对于普通人来说，爱泼斯坦问题关乎人们愿意容忍、宽恕和忽视什么。在这里，公众对精英世界的体面的信任，正在急速崩塌。而如何清算爱泼斯坦留下的糟糕污点，并且重建体面，对当下的西方来说，正是困难重重。

找工作

2026年1月30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爱泼斯坦案超过300万页的文件。公众的目光自然落在最刺目的部分：岛屿照片、航班记录、合影名单，以及不断被点名的权势人物。

但如果把视线从那些令人不安的细节上移开，会看到另一类邮件。它们不猎奇，甚至像家常对话，讨论的却是学校、实习、简历、推荐信。对发件人而言，这些往往只是“顺便问一句”；对更多人而言，却是需要反复申请、等待、碰壁，才可能换来的名额。

2017年的一段邮件往来中，导演伍迪·艾伦的妻子Soon-Yi Previn语气热烈地向爱泼斯坦致谢。她感谢对方“帮女儿Bechet进了巴德学院”。她写道，最好别让Bechet太早知道结果，让她先“多焦虑一阵子”，等真正收到录取通知时，才会更珍惜。结尾她转述伍迪·艾伦的一句玩笑：要是Bechet 哪天把学校点着了，“学校也得把功劳算在你头上”。

整封邮件轻松得近乎随意，像是在确认一件顺利办妥的小事。


                                          爱泼斯坦（左一）与伍迪·艾伦夫妇/图源：澎湃新闻

巴德学院是纽约州一所知名文理学院，近年的录取率在四成左右，并非常春藤，但在人文与艺术领域声誉不低。美国高校申请体系里，校友推荐、家长与校方保持联系并不罕见。在某些圈层里，“打个招呼”更像一种习惯，而不被当作对规则的挑战。

目前，伍迪·艾伦夫妇并未公开解释这次沟通的具体影响；媒体通过发言人向他们及女儿发出的置评请求，也未得到回应。

另一条线索同样发生在2017 年，但情节更有戏剧性。

挪威前高级外交官Terje R?d-Larsen 希望爱泼斯坦帮忙，为儿子在伦敦金融机构寻找一份实习机会。R?d-Larsen 曾参与奥斯陆协议谈判，担任过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与中东事务特使，后来出任国际和平研究所负责人。但在邮件里，他只是另一位替孩子寻找机会的父亲。

爱泼斯坦先联系渣打银行，从部门经理一路问到更高层级，得到的答复却出奇一致：必须走正式招聘流程，无法破例。几番周旋之后，伦敦一家外国银行的分行表示愿意接纳这位年轻人。邮件语气谨慎而周到：第一天主要熟悉环境，后续会安排进入交易大厅学习，并由高管带教；如有任何特别需求，也欢迎告知。


        比尔·盖茨、Terje R?d-Larsen、爱泼斯坦、Boris Nikolic和Thorbj?rn Jagland/图源：爱泼斯坦档案

但这位年轻人只出现了第一天。随后他通过中间人转话，说“那家银行和想象中差太远”，不打算再去。邮件里甚至懒得写出银行全名，只含糊地称作 “the bank”。气得爱泼斯坦在邮件中大骂对方是“idiot（蠢货）”。

尽管伦敦这次实习谈不上体面，但并不耽误双方来往。后来，爱泼斯坦还曾就这位年轻人申请纽约大学的文书草稿提出修改建议，语气务实。

这些“递一句话”“改几句话”的小忙，只是爱泼斯坦庞大社交网络里最表层、也最不令人意外的部分。不同之处在于，这些看似体面的日常，与海面下令人不安的暴行与丑闻相连。

于是，问题不再是“谁托了关系”，而是“这种关系如何得以长期存在”。在已公开的信息中，人们很难说所有人都知道多少，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网络拥有足够多的机会让人看见、听见、察觉，却仍能在很长时间里维持表面的正常运转。

很多时候，当原则与留在圈子里的资格发生冲突，圈子更先被保住。

圈子文化

如果把目光从某一封为孩子找工作的邮件移开，看到的便不是“爱泼斯坦帮了一个小忙”这种琐碎细节，而是几乎拉不到底的联系人列表，连接的行业和国家，比想象中更杂、更广。

在公开的通信记录中，与爱泼斯坦联系最密切的前500位通讯者，来自截然不同的行业。约19%的往来与金融界有关，10%来自科学或医学领域，8%属于媒体与娱乐，7%是科技行业，律师、政治人物、学者与企业高管各占约6%。金融联系在2014年达到峰值，占比约四分之一，随后学术与法律领域的联系上升。

大多数往来发生在美国，但邮件也延伸至英国、法国、德国、北欧国家、海湾地区，甚至包括一名委内瑞拉石油交易商。

更耐人寻味的不是数量，而是这些比例背后的交叉结构。

在现代精英体系中，金融、科技、学术与政治并非彼此隔绝的领域。爱泼斯坦的网络也未脱离这一结构存在。他以捐赠者、赞助人、顾问的身份进入不同场合，并靠着天赋异禀的社交能力成为圈子里的中间人，把原本不必相交的人拉到同一张桌上。


杰弗里·爱泼斯坦所涉性犯罪丑闻持续发酵，不仅成为美国党争焦点，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弟弟安德鲁也因牵涉其中被剥夺王室头衔和待遇。图为安德鲁资料照片/图源：新华社

但他提供的未必是多么稀缺的“内幕”。不少邮件内容其实很无聊，还时不时夹杂常识性的错误。真正稀缺的往往是别的东西：你能不能进入，是不是被当作自己人。在这个圈子里，一条消息的价值有时不在内容，而在语境。它是谁对谁说的，是在什么场合说的，是不是只在少数人之间流通。

这种吸引力更像一种准入的体验。长寿专家兼健康网红彼得·阿提亚后来为自己参与爱泼斯坦的厌女玩笑道歉时回忆说，自己当时把这种准入当成需要保守的秘密：能被带进曼哈顿的豪宅，能登上一架波音727，本身就像一种被挑选过的证明。对很多人来说，信息的重量不只在于字面上的内容，它是一种边界感，让你相信自己进入了“里面”。

而这种被选中的感觉，不只来自保密，也来自场景本身。爱泼斯坦的房产、聚会、私人飞机、偏远庄园，既是诱惑，也是震慑。法国指挥家弗雷德里克·夏斯兰在感谢信里形容自己访问爱泼斯坦位于圣达菲的牧场时“如醉如痴，滴酒未沾”，仿佛置身于一件艺术品之中。夏斯兰未必看到了什么关键秘密，但这份感谢信说明了氛围如何起作用：当空间足够奢华、足够封闭，人更容易把判断交给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意识形态在爱泼斯坦的圈子里往往不是障碍。他的朋友圈里既有诺姆·乔姆斯基，也有史蒂芬·班农。对这些人来说，先进入同一个房间更重要。只要在同一张桌上，很多差异都可以先放一边。


                                           史蒂芬·班农和爱泼斯坦/图源：美国众议院

而一旦进入，关系就会用最日常的方式继续下去。很多时候不是大交易，而是小照应：帮忙介绍联系人，递一句话，帮孩子打听实习。它们未必改变结果，却会让彼此更熟，让下一次联系更自然。久而久之，这些小忙会把网络织得更密，也让“特权”看起来更像生活常态。

这张网络之所以能长期存在，还因为它很会讲述自己。很多事不需要被说成“走后门”，它可以被说成合作、研究、公益、交流。

学者Anand Giridharadas在《赢家通吃：精英改变世界的骗局》里提醒过一种精英惯性：他们不一定否认不平等，更擅长把自己摆在“正在解决问题”的位置上。叙事一旦成立，关系就更不需要解释。也因此，公众往往不会把注意力停留在“帮权贵孩子找实习”这种细节上，因为它太熟悉了，熟悉到像背景噪音。

Epstein class

但爱泼斯坦案最令人不安的，不是精英之间怎么来往，而是罪行要严重到何种地步，才能阻碍这些关系不再若无其事地继续。这件事之所以让人胆寒，是因为它暴露了精英的残酷性——总能如此自然地无视痛苦和阴暗。

爱泼斯坦并不希望自己的性虐待与娈童罪行影响他在权钱网络中的位置，但他的周边人很难说“一无所知”。早在2005年前后，佛罗里达州警方就接到14岁少女父母的举报并展开调查；随后案件在地方与联邦层面持续推进，调查中涉及的潜在受害者人数也不断被提及。

2008年，爱泼斯坦在佛州对州级指控认罪，并通过一份备受争议的联邦“非起诉协议”避免了更严重的联邦起诉。他最终服刑13个月，且以“工作释放”的方式获得高度宽松的待遇。


这些并不是后来才浮出水面的“隐秘真相”。爱泼斯坦在纽约和佛罗里达都是公开登记在案的性犯罪者。与此同时，他的出行与社交场景里常常出现一群年轻女孩的身影。按常理说，这样的公开污点足以让一个人被主流机构与精英圈层主动回避。但现实是，他依然能出入许多场合，与不少人保持往来。

公开资料显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在2013年内部邮件中曾明确提到他的犯罪记录。当时的邮件往来甚至附上了维基百科页面链接，提醒相关人员注意风险。然而，在此之后，实验室仍然接受了来自他的捐款，并在2016年继续为其筹措资金。2017年，该机构还向他赠送了一份感谢礼物。

直到2019年媒体报道引发舆论风波，时任负责人伊藤穰一辞职，学校发布独立调查报告，承认在判断上存在严重失误。

类似情况并非孤例。演化生物学家Robert Trivers在2017年仍向他寻求资助，并在邮件中以玩笑回应外界对两人关系的批评。同年，部分金融与科技界人士仍与其保持联系。

因此，问题不在于信息缺失，而在于他们的毫不在意。


俄亥俄州立大学道德哲学家Kurt Gray描述了人们如何在难以想象的伤害和集体沉默中变成共谋。专注于日常细节，会让人与眼前的现实产生距离。

我只是在处理后勤，我只是要到场，我只是为了研究筹资。日常细节像一层薄雾，把人和眼前的现实隔开。你忙着确认座位、航班、菜单，就更不愿意问这些女孩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但这里的相似点并不在于“服从权威”，而在于一种更现代、更体面的分工：道德问题被拆散成无数碎片，每个人只负责自己那一小块，于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还未越过安全线。

精英当然不是“普通人”。我们对他们期待更高，并不是因为他们更道德，而是因为他们更接近信息的核心、更接近决策的中心，也更有能力前进或退出。但在这套网络里，退出的成本被放大，继续的成本被稀释。看见之后选择不看见，就变成一种可以被训练出来的能力。

这种能力并不只出现在爱泼斯坦案里。过去十多年，金融危机的后果、处方药成瘾、医疗保险争议、数据滥用等公共争议一次次提醒人们，普通人的痛苦可以被迅速转换成可管理的术语与流程。等后果回到具体的人身上时，责任早已被拆散，很难追溯。

但问责并非不可能。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后，在英国，部分涉事人物失去头衔或行业资格；在其他国家，有高级官员辞职或被迫退出公职。这说明机制并非虚设，关键在于是否愿意启动它。


据英国伦敦警方在当地时间2026年2月23日发表的声明，牵涉爱泼斯坦案的英国前驻美国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因涉嫌“公职人员行为不当”，于当天被逮捕/图源：新华社

但在美国，围绕文件公开与删减的争议仍在持续。公开的300万页文件，只是全部材料的一部分，而公开版本也包含大量删减与遮蔽。众议员Ro Khanna在国会发言中点名了文件中被隐去姓名的六名权势人物，并质疑为何这些信息会被处理。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爱泼斯坦案无法被当作一次性新闻。它不仅关乎一个人的犯罪史，更关乎一个跨行业、跨国家的精英网络如何彼此保护，以及制度为何迟迟无法给出足够清晰的回应。

社会并不反对精英存在。社会反对的是无需解释、也无需承担后果的精英。若要维持一个体面的公共生活，至少应当坚持一条简单原则：权力越大，解释义务越重。

人们对爱泼斯坦关系网的穷追猛打，也预示着整个西方精英的体面生活，已经到了摇摇欲坠境地，而重建这种体面，却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