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惠敏评论分析文章：中国经济从2021年以来陷入了困境。最突出的是大小城市的“水泥森林”房地产，或是价格大跌，或是烂尾。许多基建工程，如雄安新区或全国各地如八爪鱼似的蔓延的高铁，都成为不符成本效益的建设项目。为何如此呢？

　　官方的说法是经济正面临转型，而转型期难免出现阵痛，所以外界无需过度解读，应该展望经济的光明面。然而，实际的情况恐怕要比这样的轻描淡写困难得多。对于外界的批评，中共也不能用“唱衰”或“唱好”的简单二分法来区分敌友。

　　“赶超”意识根深蒂固

　　我们不妨从中国发展策略的历史脉络来探讨造成当前困难的原因。这个历史脉络，简单地说，就是八十年代中共虽然摒弃了以往强调重工业为重心的苏联模式和毛式大跃进的妄想与文革狂想，但建国以来那种“赶超”意识依然根深蒂固，不论是改革派所说的再不改革就会被开除“球籍”，或是保守派担心有一天会被国际资本主义阵营吞并的担忧，“赶超”的心态深植人心。

　　幸运的是，当时的国际氛围十分有利，放弃了苏联模式，采取“比较优势”的方针，依循农产加工业、消费品工业逐级上升的亚洲小龙“雁行”步骤，很快就产生可观的经济成果。在台资、港资牵头的外来直接投资（FDI）挹注下，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私企和实为私企性质的所谓乡镇企业，以及外资、合资产业迅速蔓延开来，生产出大量的民生用品和消费品，这些价格低廉的产品不但满足了大陆居民的需求，而且还行销海外去创汇。究其实，中国在八十年代初期，经济是从一个很低的起始点向上爬升的。发展方针正确后，不但外资迅速涌入（2008年的数字是六千七百亿美元），也攀升为超过日本的世界最大外汇存底国（2008年总额超过1.5兆美元）。从东亚地区大雁带小雁的“雁行理论”来看，加入雁行列队的中国，无疑是一只超级大雁。但大陆学者避而不谈的是，东亚的大龙小龙或大雁小雁，除了香港回归后的沉沦外，最后在政治上都蜕化为民主体制的国家，唯独中国这只大雁未来的演变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

　　不均衡成长策略

　　以我粗浅的理解，八十年代初，中共放弃了苏联模式，却并未放弃“赶超”心态。“赶超”心态落实在发展策略上，中共选择的是一种不均衡成长策略。

　　隶属不均衡发展理论这一门派的经济学者，与世界银行或联合国的经济委员会是有些渊源关系的。按照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在《经济发展策略》一书中的说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强求均衡会分散力量，导致整体发展缓慢，所以把资源集中在重点领域是更有效的成长策略。此即中共领导班子喜欢强调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资源配置上，不同于过往苏联模式的，是没有那种过度偏重钢铁国防等重工业而轻忽消费品工业的极端作法。但重工轻农的倾向依然存在。理由是，农业是一原始阶段，产生的联系（linkages）较弱。

　　赫希曼认为不均衡成长策略的重点是先加强会产生联系的部分产业，所谓联系，可分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投资某一产业能进一步刺激对该产业下游的投资，即为具前向联系，投资某一产业能刺激对该产业上游的投资，即为具后向联系。作为领头的标的产业和由其带动的上下游产业自然形成推动经济成长的产业链。对于不均衡策略的制定者来说，发展路径基本上是不平衡的，因此在发展初阶段，可将有限的资本集中投资在具有强大产业关联特定领域，以期经由这些领域的发展，带动整体的经济成长。其中的逻辑是：某一个经济部门必定会比另一部门的成长快，因此就持续需要不均衡成长，因为后续投资必会补偿现存的不平衡。赫希曼的名言是，如果经济是要保持向前进展，发展政策的任务就是要维持一种紧张状态，维持不成比例与不平衡。采取这种投资策略，新的不平衡就可能出现，因而需要进一步的补偿性投资。

　　由此可见，经济成长是不需要以均衡方式推进的。经济发展天生就是要打破均衡状态，各部门的不平等发展往往会产生迅速发展的条件。较发达的工业部门，提供未开发的工业部门成长的诱因。譬如房地产行业作为龙头产业，它拉动的上下游包括钢筋、水泥、建材、家电等，也创造了房屋买卖仲介等相关就业项目。

　　然而，在策略的实践上，这个发展阶段应该维持多久？何时应该适可而止？ 有没有一个期限？这就要看一国经济的要素禀赋，决策层对此有无共识。属于这个门派的学者如辛格（Hans Singer）、史特利登（Paul Streeten）并不认为不均衡成长策略能够无限期持续下去。赫希曼虽认为理想的投资方案是不平衡的，但他也绝不主张这种策略可以不顾民生福利。在他看来，理想的情况是发展到了一个地步，消费性生产与投资性生产几乎达到同步进展。但要达到这个理想并不容易。

　　“过时”因素

　　赫希曼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不均衡成长策略也有“过时因素”。从好的方面看，这种策略有相辅相成的互补性，亦即某一产品或服务生产的增加，会积累对第二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从而引起的一系列效应会接续引导新的投资项目。扮演“领头羊”的是具有最大互补性的产业。但问题是，投资计划进展到一个地步，就会达到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当投资变成了“非生产性”投资的时候。通过投资渠道不断挹注资金，可是在许多方面开始出现成本大于效益，债务超过偿债能力等“非生产性”特征时，就须考虑改弦易辙了。否则就是浪费资金，枉抛财富。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表面上拉抬了GDP增长率，实质上国家财富并未增加。

　　以中国的情况来说，2007年温家宝总理就已承认中国经济严重失调、失衡、不平等，因此有再平衡的迫切需要。当时经济失调、失衡表现最突出的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民间消费不足。与投资的增长相较，民间消费支出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政府长期抑制工资增长的政策，加上缺乏社会安全网，迫使民间长期保持高储蓄率；过度依赖出口，使得出口在GDP中的占比过高（接近30%），总体经济的稳定性易受外在因素和国际景气的影响；社会贫富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均衡；以制造业为重心的第二产业固然推动经济的高速成长，但在资源配置方面排挤了其他部门的健全发展。最欠公正的是，政府为了招商，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在政策上有意使得农民工在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等方面受到歧视待遇，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吴介民，2019：238）。在城市做工的农民工无法取得户籍，子女无法受教育。按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全国农民工人数几乎达到三亿之多，对官方宣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这不也是一大讽刺？

　　很可惜，在温家宝倡议发展策略“再平衡”的时候，因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迫使中共采取应急对策，“再平衡”的构想没有落实。

　　如今回过头来看，要实现再平衡，经济学界明白人的处方简单明了，就是结束已经过时的不均衡成长策略，过渡到由消费驱动的需求侧模式。新策略的首要步骤当然就是资源的再分配。

　　消费需要“刺激”，需要“提振”吗？现在不要说低收入群体不敢消费，就是返贫的中产也不愿消费。大陆学者縢泰和张海冰就指出，中国居民的总收入，扣除所得税、社保等开支后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八十年代一度达到63%的高点后，便逐年下滑，近年维持在43%至44%之间。相较之下，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72.23%，2020年达到85.53%，2021年为82.18%。整体看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长期偏低，近年更呈下降趋势。（ 縢泰、张海冰，《观察者网》，2025/3/18）。2023年，中国GDP虽然已居全球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不仅比美国相去甚远，比多数欧盟国家（占比为65%）的差距大，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占比（如巴西62%、土耳其60%、墨西哥60%、马来西亚61%）也差距甚多。“中国经济奇迹” 基本上并未反映在居民收入的增速上。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喜欢弹什么“江山就是人民”之类的高调，但我们从财政支出中民生支出的占比来看，中国居民获得的转移性收入是严重不足的。1998-2010年期间，政府在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社保项目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在发达国家中，法国为35.82%，德国为33.48%，荷兰为27.46%，英国为27.45%，日本为23.07%，美国为19.61%，加拿大为18.72%；在东欧转型国家中，波兰为27.9%，匈牙利为26.74%，捷克为23.19%，斯洛伐克为22.06%；中国只有5.33%。

　　台湾2022年在财政支出中，社福开支（包含全民健保、老人福利、社会保险）的比重占23.91%，教育、科学、文化开支占比为21.7%，此外，还有医疗卫生项目占比为6%至7.5%。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为了民生幸福，除了有形的硬体建设之外，还要培养无形的人力资本。中共的“国师”王沪宁，凭著早年在美国旅游期间的粗浅印象，推出“东升西降”的论说，成为内宣的题材，究其实，是一种“假大空”的浑话。以国民受教育程度相比较，在世界上众多国家中，中国国民的教育程度极低，只有6.9%的人拥有大学及以上的学历。中国人历来歧视的印度，比率要比中国多出一倍有馀。有欧洲矽谷之称的爱尔兰，比率为52.4%，英国为43.6%，美国为40%，韩国为39.4%，台湾为38.9%，日本为34.8%。

　　有一位讨了美丽的杭州姑娘为妻的美国学者Scott Rozelle，在中国农村做了四十年的田野研究。他热爱中国，在《看不见的中国》一书中，他坦率指出巨大的城乡差距会成为中国崛起的阻碍，广大的农村未受教育人口无法撑起后工业转型所需的人力资本。如果只有8%的适龄年轻人在读高中，只有30-40%的在职成年人拥有高中文凭，这些非技术工人的前景将会如何？

　　今后中共会将政府的财政收入增拨到教育支出，提升人力资本？会增加居民收入，改善社保，增进消费的用途吗？

　　换言之，中共领导层有无可能改弦易辙，放弃“产业革命”的玄想，从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压抑消费的供给侧模式，过渡到消费驱动的需求侧模式？从2025年10月中旬中共高层商讨2026至2030年政策方针的会议显示出，他们虽承认未来的发展环境复杂多变，有许多“难预料的因素”。但他们仍会奉行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似乎还是打造强国，实现中国梦那一套。前几年话不离口的所谓“新三样”（锂电池、光伏电池、电动车），究其实，也只是占GDP的10%，占2023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5%，并且由于政府补贴的倾销问题违反世贸规定而受抵制，近年销售虽有大幅增长，但仍然不能发挥像过去老三样（服装、家电、家具）那样的促进就业的作用。然而，产能过剩不得不靠削价倾销的出口以维持就业数字，由此衍生出的“一带一路”，靠贷款补助性的失血输出，利弊如何，MIT 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已有精辟的分析评估。

　　发展六阶段

　　研究经济发展史的罗斯托（Walt W. Rostow) ，早年曾提出一套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1960）。他心目中的经济发展可分六个阶段。从传统社会的初阶段，进展到一个迈向起飞的过渡阶段。继而从开展工业化，在工农业中大规模推广应用新技术，令投资率上升，进入工业主导部门迅速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起飞阶段。然后是经济走向成熟发展的阶段，现代科技普遍推广应用，经济持续增长，投资扩大，新工业部门迅速发展，国际贸易大幅增长。接下来就是晋级到“高额群众消费”的第五阶段，经济主导部门转到耐用消费品生产。最后，正式进入“追求生活质量“的第六阶段，主导部门为服务业与环境的提升。

　　罗斯托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1971）一书中认为，“起飞”和“生活质量改善”是两个关键性阶段。按照他的预测，从起飞到成熟，须经大约六十年的时间。就此而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从起飞到成熟，只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成果确实斐然。但并没有迈进到第五和第六阶段。

　　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上台后仍要继续恋栈于不均衡成长策略，不顾这个策略有它的“过时”因素，因而就构成了陷阱。

　　陶醉于产业革命，以产业升级与创新为重点的发展模式，其实是 “赶超”意识的体现，也是中共领导人的一种难以扭转的执念（idee fixe)。 这种执念从中共建国初始到改革开放，一直左右人心。要强国，要称霸，要成为区域强权，世界霸权，却忽略了为人民谋幸福才是应有的初心。他们拒绝资源财富的再分配，唯恐那会阻碍“赶超”的速度，失去制造业的重心。唯恐那会阻碍强国梦的实现，却无视于消费驱动的需求侧发展模式的实践，会开启一片广阔的天地。

　　享受“特供”，衣食无虑的中共领导人要年轻一代继续“吃苦”，年轻一代的答复是“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