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推出“新质生产力”政策，以抵消老龄化对经济的拖累。但此类促增长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延长受教育时长，进而推后结婚和生育年龄，增加未婚人口比例，同时进一步降低生育率。

中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新生儿数量从前一年的954万骤降至792万，几乎只有2016年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时预期值(1433万)的一半。事实上，中国新生儿数量已跌至1738年水平，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仅为1亿5000万。

在终于承认严峻的人口现实后，中国政府于去年推出多项促生育政策，希望借此推高出生率。但生育率的下滑犹如滚落山坡的巨石一般势不可挡，就算能推回坡顶，也绝非朝夕之功。

毕竟，结婚数量的下降趋势难以逆转——孕育中国85%新生儿的20岁至34岁女性，预计将从2025年的1.05亿人锐减至2050年的5800万人。让情况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婚恋市场存在显著的供需错配。持续数十年的选择性别堕胎导致育龄女性严重短缺，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又催生了“剩女”现象——女大学生的数量远超男生。2010年时，6岁儿童的男女比例为119比100.而该群体在2022年进入大学时，本科录取的男女比例则为59比100.这导致更多男性难以找到老婆，女性则可能因为偏好更高学历伴侣而终身不嫁。

中国的现行政策，不过是日本应对人口衰退时所采取的无效策略的缩减版。日本的生育率从2015年的1.45(远低于2.1的替代水平)跌至2024年的1.15.面对更为严峻的人口结构制约，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日本实属必然。

生态法则表明，密度会抑制细菌、植物和动物种群的增长，人类亦不例外。东京各区及其下辖市范围内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伦敦、纽约和上海也呈现相同模式。美国建成区人口密度通常为每平方公里800至2000人，而东京约为每平方公里6000人。中国的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900人，而在那些年轻人趋之若鹜的一、二线城市，许多区域经常达到每平方公里2万至3万人。

高人口密度会推高住房成本，而更高的房价收入比则对生育率产生负面影响。近年来，加拿大、美国及欧洲国家生育率下降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房价飙升。鉴于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远超日本，且房地产泡沫规模更大，提升生育率将须要改造城市(拆旧建新)，以降低人口密度和住房成本，但此举却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崩溃。

日本的经验还表明，男女初婚年龄与生育率呈负相关关系，25岁至29岁未婚女性占同年龄段女性人口的比例也是如此。中国人的初婚年龄从2010年的男性26岁、女性24岁上升至2020年的29岁和28岁。更严峻的是，25岁至29岁未婚女性比例，从2000年的9%飙升至2020年的33%，2023年更高达43%。

中国政府推出“新质生产力”政策，以抵消老龄化对经济的拖累。但此类促增长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延长受教育时长，进而推后结婚和生育年龄，增加未婚人口比例，同时进一步降低生育率。

日本的经验也表明，并不存在简单解决方案。它通过提高消费税来资助生育补贴。但俗话说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负担最终落在家庭身上，导致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1994年的62%降至2024年的55%——这一损失几乎无法通过补贴来弥补。台湾的生育率同样从2000年的1.68跌至2025年的0.72.部分原因在于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67%降到55%。在中国大陆，家庭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3%，使得养育子女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提高生育率的最佳选择是提升家庭收入占比，此举既能刺激消费，又能消化过剩产能。但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推行这种范式转变，因为这可能削弱财政实力和权力基础，进而重塑中国的政治格局。

更何况，即使中国能通过提供慷慨的社会福利来提高生育率，效果也难以持久，因为此类干预措施可能削弱家庭结构，并降低男性劳动力参与率。北欧国家实施类似政策后，非婚生子女比率飙升至50%到70%，纳税人沦为“公共父亲”，而“公共子女”则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

这种集体主义模式——本身就让人联想到导致数千万饥荒死亡的中国大跃进(1959年至62年)——是不可持续的。在北欧国家中老龄化速度最快的芬兰，生育率从2010年的1.87跌至2024年的1.25;瑞典则从2016年的1.85降至2024年的1.43.折射出供养老人与孕育后代之间的冲突。

一根链条的强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而中国则有多个环节亟待强化。唯有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生育率才能回升。当众多国家亟需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可行方案时，人们期待中国能树立一个不损害人权的典范。但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至今无人能破解让巨石滚上坡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