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这届中年人的时间，向后宽限了三年。

1月14日，2026年度国考笔试放榜。这个决定命运的数字跳出来之前，38岁的张琪决定先用钱买下一点赢面。傍晚六点半，他顺着下班的人流走到街边，解锁了一辆共享单车，骑向市中心的考公培训机构。他要去上一对一的面试课，每小时700元。他已经预交了1.1万元的学费——这笔钱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底薪，够交三个月的房贷。

一个多月前，张琪刚走出国考考场。彼时在一张张满是胶原蛋白的脸庞中，他的出现显得突兀。那天他穿着笔挺整洁的衬衫，鬓角的白发有些扎眼。他在人群中努力寻找，偶尔才能发现几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考生。

和年轻人的轻松自如相比，他们显得格外局促。

“年轻人可以等笔试成绩出来再准备面试。我这个年纪，耗不起了。”坐在培训教室的角落里，张琪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答题框架。

这曾是一扇被焊死了30年的门。自1994年以来，“35岁”就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将无数中年人挡在体制的红线外。但在2025年10月14日，国家公务员局官网发布了公告，将2026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录考试的报考年龄上限，放宽至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更是延伸至43周岁。

这道突如其来的裂缝，让张琪这样的中年人看到了机会。

张琪并非孤身一人。在他身后，挤满了想要“上岸”的大龄考生——在医院实验室漂泊了13年的赵天乐，想在38岁前脱掉那层“临时工”的皮；背着两万块月供的吴洋，离开大厂后四处碰壁；亏光生意的朱林，认准了“上岸”才是唯一出路；还有袁丽，她正试图从民办学校和家庭权利的边缘挤向中心。

在98:1的窄门前，这张准考证成了他们关于尊严与生存的孤注一掷。

脱掉那层“临时”的皮

在培训班的教室里，张琪习惯对着镜子练习面试答题。眼神坚定，声音洪亮。

这样的反复练习，之前也有过——35岁前，他两次冲击公考，都败下阵来。35岁生日一过，他就死心塌地地把教材塞进角落，笃信自己这辈子与“体制”再无瓜葛。

工作十余年间，张琪做过招投标代理，也做过环评，但都干不长久——有时是公司倒闭，有时是他被优化，有时是跟老板理念不合主动走人。

最近这份工作，是在亲戚开的通信设备公司跑市场拓展。整个部门里，张琪是最年长的员工，那些比他年轻至少5岁的同事，在酒桌上比他能喝，在工位上比他能熬。即便公司暂时没有裁员计划，但眼看着外账几年收不回来，张琪心里开始打鼓：万一公司倒闭，自己这把年纪还能去哪儿？

大学同学里，有几个早早考上了公务员。他们级别不高，可日子过得四平八稳，聚会时总透着一种被体制“保护得很好”的从容。年龄越大，张琪越羡慕那种“很爽、很稳定”的状态。他想成为那样的人。

得知国考年龄上限放宽后，他决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为此他给自己制订了详细的复习计划：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刷题，下班后抽出两小时梳理知识点，周末则全天泡在图书馆攻坚。

在那笔1.1万元的面试培训费面前，他没有丝毫犹豫。他承认自己抱着某种幻想，“只要上岸，就无需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


考公培训老师。

这种对“身份”的渴望，在赵天乐身上被拉长到了13年。

赵天乐同样38岁，体态微胖，架着无框眼镜，习惯把自己装进一身深色的行政外套里，看上去比谁都像体制内的人——某种程度上，这副皮囊就是他内心的投射。他似乎迫切地想要钻进那个系统，甚至提前为自己修剪好了形状。

2009年从生物科学专业毕业后，赵天乐在父亲的强制下，第一次走进公务员考场。

彼时他对“体制内”没太多概念，更向往的是制药企业的研发岗位。“当时年轻，觉得考公就是完成父母的任务。”许多年后，他依然记得那个年少轻狂但有梦想的年代。

那次考公自然以失败告终，然而赵天乐也没能如愿进入制药行业。父亲动用了所有人脉，将他安排进了家乡一所三甲医院的实验室。“正式工作”的承诺背后，是一份三方派遣合同——他的劳动关系隶属于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医院只是“用工单位”。

这意味着，他成了这家医院中地位尴尬的临时工。

每天早上七点半，赵天乐准时穿上白大褂，刷卡进入实验室。工作单调而重复：配置试剂、喂养小白鼠、记录实验数据。每月收入固定在几千元。医院的年终福利、职称晋升、住房补贴，所有能体现“正式身份”的待遇，都与他无关。

日常还有些打杂的工作——取快递、整理文件，甚至帮正式员工接送孩子。只要有人开口，他很少拒绝。“毕竟是派遣身份，腰杆硬不起来。”医院有活动需要凑人头时，他和其他派遣员工总会被第一个通知，穿着统一的服装坐在观众席上。

这种“编制外”的卑微，总会在家庭聚会上达到顶点。

刚结婚时，岳父一家因为他“在医院工作”的身份，对他颇为客气。自从妻子的妹妹嫁给了一名乡镇公务员后，一切都变了。“妹夫所在的地方经济条件并不好，他也只是个普通科员，但每次聚餐，亲戚们一口一个‘主任’‘乡长’地喊着，真令人作呕。”

更让赵天乐难堪的是，亲戚们总当着他的面说，“天乐啊，你还年轻，再考考。等考上了，你妹夫还能帮帮你。”

赵天乐不是没有努力“上岸”。从25岁到35岁，国考、省考、事业单位考试，只要符合条件的考试，他从不缺席。柜子里堆满了历年真题、辅导资料和培训机构的讲义。“各种培训班都报过，线下的、线上的、一对一的。”他没算过具体花了多少钱，“十万块肯定打不住”。但十年间，他只进过两次面试，都因综合成绩未达标而被淘汰。


某“上岸”培训班广告。

为了成功上岸，他甚至动过报考高海拔地区岗位的念头，最终因为笔试成绩差了几分未能如愿。

35岁生日那天，赵天乐知道自己的考公之路走到了尽头——按照往年政策，35岁是报考的年龄上限。2024年，他回岳父家过年。饭桌上又聊到考公的话题，赵天乐故作轻松，“我早超龄了，这辈子也考不上公务员了。”

岳父听了，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夹了口菜。过了一会儿，妹夫来了，老人立马起身，快步走上前热情地握手寒暄。赵天乐从未见过他如此真切的笑容。

对于张琪、赵天乐这样的“身份割裂”的中年人来说，考公年龄上限的放宽，更像是国家在延迟退休的背景下，给了他们一次“洗白”的机会，让他们有希望撕掉身上“派遣”“临聘”或“私企打工人”的标签。

窄门里的最后保单

如果说身份认同是一种精神救赎，那么对于吴洋和朱林来说，考公更像是一个避难所。因为在尊严之前，更紧迫的是活下去。

数据冷静而残酷。

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371.8万，报录比高达98:1，创下历史新高。更让中年考生绝望的是，超过67%的岗位依然限定为应届生。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大龄考生，只能争夺剩下不到三成的余粮。


和年轻人竞争，大龄考生往往面临更大压力。

38岁的吴洋曾就职于媒体，又在互联网大厂的黄金时期当了公关。公司一度筹备上市，期权激励和高薪待遇让他沉浸在“暴富梦”里。他贷款买了市中心的大平层，换了豪华SUV，笃定自己自此衣食无忧。

2020年，公司上市搁浅，吴洋因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很快成了被优化的对象。后来，他又进入另一家互联网企业，但终究没能逃过35岁被裁的命运。

那之后，他成了职场“流浪者”——辗转于几家小公司，做过新媒体运营，试过品牌策划，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久。想回传统媒体，却发现行业物是人非，自己的经验早已过时。

“媒体需要能熬夜、能追热点的年轻人，我这把年纪，连倒班都扛不住了。”吴洋有些沮丧。每月两万多的房贷、孩子的学费、家庭的日常开支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想过卖房缓解压力，可眼下下跌的房价，又让他迟迟下不了决心。

近乎绝望时，考公年龄放宽的消息传来。

吴洋打算试试，“以前觉得考公是那些没理想的人干的，现在发现，安稳才是这个时代最奢侈的特权。”

后知后觉，直到2025年才意识到安稳重要性的，还有朱林。

他一度是“创业达人”。大学时，就坚定地以“体制内挣钱太少，有本事就做生意”为信条。刚毕业的几年，他和同学合伙倒腾医疗器械，赚了第一桶金。紧接着，他开了婚庆公司，由于行业竞争激烈，加上管理不善，没两年就关了门。那之后，他跟风做过教培，赶上“双减”政策落地；开过咖啡馆和茶馆，做过二手车生意，折腾了十几年，接连亏败。

他终于明白：个体努力的上限，往往敌不过大环境的波动。

家里的经济状况在十几年间时好时坏。有一次，孩子生病住院，手里的现金连住院费都凑不齐，还得向双方父母借钱。

2025年，在妻子的劝说下，36岁的朱林决定报名国考。可拿起行测和申论教材，他彻底傻了眼。“这么多年，除了看些成功学的书，我几乎没正经读过书。”他试着坐下来学习，每天强迫自己学习四个小时。可坚持不到半小时就坐不住了，脑子里全是生意上的琐事。

在学习这行，他说自己就像个小学生，得重新学着生存。


培训班的考公学员们。

这种对“确定性”的极度渴求，也深入到了家庭内部的权利博弈中。

袁丽在一所民办大专担任行政，每月七八千元工资。在外人看来，她的生活已然安稳——丈夫是公办大专的在编教师，女儿读初中，家庭和睦。但只有袁丽清楚，那个“民办”的身份标签，像一根细小的刺，总会在不经意间戳痛她。

“一个民办学校能忙到哪去？大不了辞职”——每到家里有事要照料，又赶上夫妻二人都加班时，丈夫总会这么说。袁丽意识到，只要自己一天没进体制，在家庭的话语体系里，就永远是那个可以被随时牺牲的配角。

2025年10月，国考年龄放宽的消息传来。1987年12月出生的袁丽，正好卡在这次放宽后的边缘。“万一考上了，你就能去北京，进部委工作了。”丈夫的软磨硬泡，加之自己多年对于“上岸”的渴望，她最终在报名系统里填下了个人信息，又对着招考职位表翻找了许久，最终能报考的只剩下中央机关设在艰苦边远地区的县直属机构的几个职位——这些岗位离家1000多公里，与丈夫期待的“北京部委”相去甚远。

犹豫再三，袁丽还是勾选了报名框，“好歹还有能报的，总比没有强”。

与时间和遗忘赛跑

中年备考，是一场对精力和记忆力的“屠杀”。

自从报名后，袁丽把所有碎片化时间都用在了备考上。在学校上班时，她把无线耳机藏在头发里，趁着整理文件、打印资料的间隙听课；午休时，同事们趴在桌上休息，她则拿出手机刷行测真题；上厕所、去超市买菜，耳机里也循环播放申论写作技巧和时政热点解读。她的帆布包里永远装着教材和笔记本，随时准备抓住哪怕十分钟的学习时间。

然而，生物性的衰退是无法靠意志力完全覆盖的。

盯着行测里的资料分析公式“基期量＝现期量÷（1+增长率）”，袁丽嘴里不停念叨，像是在背诵某种古老的咒语。好不容易把这串字符背下来了，才过了20分钟，全忘了。错题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红笔标注，她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在同一类公式题上栽了跟头。

这种断层式的记忆力流失，在申论背诵时尤为残酷。她曾用一下午背完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具体内涵，晚上做饭时还在心里默念，可第二天早上刷题，只记得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的些许内容，剩下的生态、组织和人才，忘得一干二净。

为了对抗衰老，她学着“学生党”的样子，买来DHA胶囊和核桃粉，每天按时服用。胶囊带有让她反胃的腥味，核桃粉冲了一杯又一杯，脑子里的迷雾始终没能散开。“当年背文言文都没这么费劲，”袁丽感到沮丧，“现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都要耗费成倍的精力”。


一考公学员在练习写申论大作文。

“力不从心”是大龄考生们的普遍困境。社交平台上，有人说自己注意力集中不了五分钟，“一会儿想着明天去哪里见客户，一会儿想着做什么饭菜给孩子”；有人说连续刷题四个小时后，眼睛会出现重影，腰椎也隐隐作痛。为了保持清醒，只能在鼻尖抹清凉油，在脚底下踩指压板。这种近乎自虐式的坚持，是他们被职场边缘化后，唯一能掌控的东西。

尽管参加过数次公务员考试，但赵天乐说，由于35岁过后的这两年没有系统学习，很多知识点已经生疏。加上工作繁忙，他只能利用碎片时间突击复习。家里的书桌上，贴着密密麻麻的便利贴，上面写着重点公式、高频考点，就连手机壁纸都用了“上岸”两个字。

“现在学习比以前更吃力了，眼睛花得快，记忆力也不行，一道题要反复琢磨才能明白。”他有时候加班到深夜，回家想再刷几道题，却总会看着看着就睡过去。

37岁的吕薇，则在经历另一种维度的消磨。

每天早上五点半，她准时起身。除了备考，她还要维持一整个家庭的运转：洗衣、做饭、接送孩子。作为曾经的企业会计骨干，吕薇一度对自己的理科思维充满信心。现在，她连最基础的排列组合公式都要反应半天。为了找回手感，她特意买来小学奥数题练计算，却发现一道题往往要反复读三遍才能理清思路。

她尝试过各种科学记忆法，但在琐碎的家务面前，这些方法悉数失效。有一次为了记住“数列求和公式”，她硬生生花了三个晚上，把公式推导过程写了十几遍。可到了模考时，还是因为想不起公式而丢了分。

更隐形的消耗来自家庭内部。最近两年，丈夫的公司经营状况急转直下，订单锐减，资金链紧张，随时有破产的风险。做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吕薇因此希望通过考公，为家庭建立最后一道防线。丈夫也表示全力支持，甚至感慨“以前太自私，让你失去了事业，现在支持你为自己活一次”。

但支持仅停留在口头上，做饭、洗衣、带孩子，他从未分担过分毫。

国考刚结束，吕薇又马不停蹄地准备起省考。这或许是她最后一次能够合法地通过“考试”逆天改命的机会。往后的路不会再有“复活赛”。

等待“宣判”

2025年11月30日下午5点，申论考试结束。

袁丽走出考场。她裹紧了红色外套——这是她特意挑选的“幸运装”。“不怎么样，感觉没戏。”她告诉在路边等候的丈夫。后者皱起眉头：“怎么总说不吉利的话，得往好处想。”袁丽没有力气争论，她只想赶紧回家休息，毕竟第二天还要准时上班。

实际上，对大龄考生来说，即便跨过了笔试和面试的高山，前途仍是未知。其中最难的一关，是体检。

张琪打开体检项目清单，逐条比对。血压、血糖、血脂是硬性指标，只要有一项超标就可能直接被刷。此外，肝功能、肾功能、心电图、腹部B超等指标，也都卡得很死。

而这些恰恰是中年人最容易“栽跟头”的地方。

这段时间为了备考，张琪和赵天乐的作息完全乱了套。凌晨两点睡，早上六点起是常态。支撑他们熬过来的，是浓茶、咖啡以及高油高盐的外卖。吴洋也是如此，一年的备考让他几乎断了所有运动。体重比三年前涨了二十斤，腹部悄悄隆起，爬三层楼梯都气喘吁吁。


接近深夜11点的考公培训班。

前阵子公司体检，吴洋的血压已经处在临界值。医生叮嘱他要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可备考的紧迫感让他根本没心思调理。他私下用家用血压计测过，好几次收缩压都超过了140mmHg。

“要是笔试和面试都过了，最后栽在体检上，这辈子就真的交待了。”吴洋说。

除体检外，系统对人的考察也在变得愈发立体。

12月25日，“山东录用公务员将考察报考动机”的新闻登上微博热搜。据报道，山东录用公务员要“深入挖掘考察对象报考动机”“立体掌握考察人选‘8小时内外’表现”“核查重点人员网络社交平台言论”等。对张琪、吴洋等这些履历复杂的中年人来说，他们的“报考动机”往往就充满了生存的计算。比起白纸一张的应届生，他们在企业里的人际往来、酒后言论，甚至职场上的每一次跳槽，都可能成为政审显微镜下的瑕疵。

而这些调整，则侧面折射出公务员招录正在转向一种更为深层的综合审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表示，国家公务员录用具有风向标作用。报考年龄的调整，是对当下中国老龄化背景下劳动人口现状的回应，也是对国家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同时体现了公务员考察重点向能力导向转变的趋势。

在他看来，这种风向标作用体现在全社会选人用人方面，报考年龄的调整对社会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改变就业市场上的“35岁门槛”规则。

最近几年，法律界也正在呼吁将年龄歧视明确为就业歧视，但在相关法规完善之前，这届大龄考生更像是某种制度转型的“先行试水者”：他们享受了政策放宽的红利，同时也必须接受更为严苛的审视。

1月，眼看放榜时间近了。社交媒体上，应届生们在反复刷新页面，焦虑地在评论区“接上岸”。张琪们则普遍表现出一种属于中年人的迟钝——他们只模糊地记得成绩会在1月份出，却没人守着手机刷新，甚至很少参与类似讨论。

14日晚上，成绩公布。张琪、袁丽、赵天乐，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入围名单中。

生活似乎并没有因为一场考试发生太大变化。张琪继续回公司催那些催不回来的烂账，袁丽仍旧在熟悉的行政岗位上工作。

赵天乐则彻底释然了。他穿着那件深色的行政夹克，每天按时在实验室里给小白鼠换药、配置试剂。

“我也算为自己的执念又拼了一次。”

说完这话，他重新转过身，低下头，继续记录那一串枯燥的实验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