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介绍老范呢？

用前几年流行的标签说，他是标准的“小镇做题家”：出身于河北沧州的小县城，被保研至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根据软科榜单，北师大的心理学已连续九年排名全国第一，2025年的综合评分甚至遥遥领先北京大学。

研究生毕业后，他入职过大学，当过三甲医院的心理治疗师，试过创业，出过自己的心理学课程，也在几个小公司里短暂待过。

但大部分人认识他时，是在2025年5月，他已经穿上明黄色的骑手服。成为外卖员的第二天，他跑了11个小时，赚了150块钱。第三天，他就摔倒在路沿。他将送外卖的日常记录在社交平台，“北师大硕士毕业送外卖”是他撬动流量的噱头，也是真切的选择。

只是，流量与热度有了，争议也随之而来。

有人鼓励他，给他送来工作机会，也有人讥讽他，在某短视频平台，质疑他“作秀”的人不胜其数，有近1/3的评论还在指责他的滑落，“宣扬了读书无用论”“给北师大丢人”。

12月初，我们找到了老范，和他慢聊了5个小时。彼时他已从喧嚣中冷却下来，视频暂时不更新了，外卖也很少送了，生活又陷入新的迷茫。

我们试图在老范身上找到他做出选择的原因，后来发现，他似乎一直在抗争与认命间游走，在脱轨和服从中犹豫。从旁观者的视角看，老范亲手放弃了一个个可以维持“体面”的机会，缓缓滑落到现在的境地，这其中固然有社会背景和职场规则的影响，同样也与本人的视角和性格密不可分。

人是复杂的集合体，心理学专业的高材生也难以诊治自己的心病。

就像王尔德有句流传已久的名言，“当人以自己身份说话的时候，便越不是自己，给他一个面具，他就会告诉你事实。”老范说，这身外卖员的制服也是他的面具。

以下，是骑手老范的自述。





我是逼着自己成为骑手的。送外卖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盘旋了至少两个月。

今年3月份，我还在烟台，刚经历创业失败，房租到期，存款也所剩无几。我想找点事干，又不想找工作，这些年来，和心理学沾边的工作我几乎做了个遍，都没啥意思。突然地，我想到了送外卖。

我选择是众包骑手，以个人身份在平台注册，和全职骑手不同，众包的时间比较自由，相对应的收入也不稳定。但骑手偏向于体力活，可以让我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不像前两年一直在房子里憋着。于是我搬到青岛，花650块钱在郊区租了个房子，又花2200元买了辆电动车。

车买完后，我兜里就剩下1万块钱，但我依旧纠结了很长时间。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是脱不下长衫，其实并没有，我父母也是摆小摊的。我想的更多的还是钱。

我34岁了。我的同学们要不在体制内工作，买车买房，过上安稳的日子，要不就是公司高管，年薪几十万，不论收入还是地位，我都差了一截。哪怕我对外卖员这个职业没有歧视，但我心里还是会犯嘀咕。

5月底，我觉得不能再犹豫下去了，逼着自己上线接了一单。车轮终于转起来，很快我意识到，一切与我想象的大相径庭。



开始送外卖的老范

做骑手的第一天，我送了10单，四个多小时，赚了49块钱。

我对这一职业的认知也被彻底颠覆。过去，我以为送外卖只是单纯的体力活，接单后才知道规划路线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处理复杂项目。中途我猖狂了一把，同时接了两单，送第二单的时候可谓“生死时速”，依旧超时了。不敢想那些同时送十几单的“单王”们，到底是如何规划的时间。

第二天，我跑了11个小时，加上平台给的奖励，堪堪赚了150块钱。但新的问题随即出现，我主动违章了。过去在北京工作时，我也会在心里暗骂那些闯红灯的骑手，谁知道我也成为这样的人——系统将时间卡得太紧，为了避免超时罚款，我只能选择闯红灯。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只有真正成为，才能感同身受。

第三天，我下午三点开始接单，一直到晚上10点，中间只休息了10分钟，赚了89块钱。送最后一单时，因为即将超时，再加上天黑看不清路，我被马路牙子磕了一下，连人带车摔在地上，最终不仅因超时扣款，把顾客的外卖弄洒了，去年新配的眼镜也划花了。好在和顾客说明情况后，人家没有申请理赔。但让我难以理解的是，摔倒后，我打开后台，发现竟然没有任何一项明显的说明，告诉应该如何申诉。

我突然觉得，人生就像是一部被设计好的机器，齿轮卡得严丝合缝，只要有一颗齿没有对准，后面就会持续失控——只要有一单超时了，接下来的几单也很难准时送到。



正在送外卖的老范

心理学中有个名词叫元认知，讲的是人能够跳出当下的环境，用一种旁观的视角，思考现在的想法或者行为是否合理。但现实是，人往往是活着活着，就陷入当下的怪圈。

好比一开始我还想过送外卖途中看看风景，后来我路过跨海大桥，途经非常美丽的夕阳，我很想停下车拍张照片，可系统显示我即将超时。当时我脑子里就突然冒出一句歌词：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

还有一次，我抢到个单子，2公里的配送费高达8块钱，唯一的风险就是配送时间很紧张。我狂奔去取餐，路上却被通知商家取消了订单，平台给了1块钱的补偿。我当时真的无比失落，仿佛到手的巨款不翼而飞。

这是典型的损失厌恶心理，我们在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往往认为损失更加难以接受。后来我转念一想，这或许也是冥冥中对我的警示，也许在我抢时间送这单的途中，会发生无法预估的意外。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送外卖的第七天，我就和保安吵了一架。那是个路况极其复杂的小区，软件里的定位也不准，死活找不到对应的楼号，我看旁边有个保安，问他“师傅，XX号楼怎么走？”他头也不抬。我又问了一遍，他才用蔑视的语气轻飘飘说了句“能进”。

愤怒突然涌上来，我和他口角争锋了几句，骂得也挺脏的。后来我想，或许就是因为这身衣服，会让我遇到这些别样的眼神。如果我西装革履地进出小区，他还会用相同的态度对我吗？

但情绪消散后，我也想通了，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身份下对话，说不清谁对谁错。就像电影《霸王别姬》里，教京剧的师傅对程蝶衣的母亲说的那句话：都是下九流，谁嫌弃谁啊。



送外卖第三天，老范遇到一场烟花

换个角度看，因为这身衣服，我也收到不少善意。

送外卖第一天，我骑到中途，车子突然没电了，当时我离目的地有好几公里，离换电的地方也有1.5公里，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推着车往换电的地方走。推了两三百米后，一位骑手经过，二话不说就载着我和电池到了换电的地方。

有时候，会有一些住户主动帮我挡住单元门，有的人知道自家位置比较难找，会提前在电梯口等着我。还有个印象很深刻的顾客，因为快超时了又找不到楼号，我给他打了电话，他很用心地帮我指路，我到楼下后，就看到他从窗户里探出头，大声喊着“我在这里”。

最近美团出了骑手拉黑顾客的功能，确实，有些顾客真的让我们外卖员很心累——比如夏天买雪糕，因为化了一点就要我送回去的人，还有明明提前十几分钟送到依旧抱怨我送得慢的人——但大多数时候，只要能听到一句真心实意的感谢，我还是会开心很长时间。

电影《绿皮书》中，黑人钢琴家因为钢琴天赋受到追捧，又因黑人身份受到歧视，他在雨中呐喊：“如果我不够黑人，也不够白人，或者是不够男人，我到底是什么？”

此前我一直有相同的感受。我是个粗人，却穿着学术服斯斯文文地学知识；我又是个所谓的文化人，却穿着职业装费尽心思地为公司计算盈利。我觉得自己始终格格不入，谁都不认可我，可我也不想被贴标签一样地认可。直到穿上外卖员的制服，我突然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过去的我像是站在舞台上，拿着被分配的角色，讲着规定的台词，如今我不用演了，我就是我自己。



起初，每天送完外卖后，我会随手拍个视频，记录当下的想法，我也没想过第一条视频就收到17万的点赞。

“北师大研究生送外卖”确实是一个噱头，但其实我还是想打破人们对这种职业的偏见。我发现，当学历越高，我的选择好像就越小。人们好像已经预设了一条道路，研究生毕业就该考公、当老师、坐办公室，去送外卖好像就很奇怪。

好比在短视频那边，有1/3的评论和私信都在说我“丢北师大的人”“学白上了”。实际上，我读研时期的老师也曾联系过我，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他对我说，“师大并没有觉得你丢人，你想做什么就去做”。这句话我每每回忆起来，都觉得十分动容。







老范的视频内容及部分收到的评论

学历到底代表什么？我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

被保送到北师大读研后，我确实见到了更大的世界：参加过顶尖学术会议，见过一些国内外名人，曾经教科书中的人出现在眼前，很多人难免会出现崇拜的心理，但我得到的更多是平和。

教授专家也只是在这个行业内站到比较高位置的人，和做了十几年菜的厨师没有什么区别。所谓的地位或者好工作，都是人为赋予的，充满了主观色彩。

但那只是我的想法，我说过很多次，我代表不了任何人，代表不了北师大，代表不了心理学。所有一切，都只是我自己个人的选择。回头看，我的选择也极具特殊性。



老范自证学历

研三那年，我有个去大学当心理咨询师的机会，但我最终没有签。那时我是不相信心理咨询的，我觉得它更多地起到了一个陪伴的作用。而且我当时还是个迷茫的年轻人，还要去开导别人，我觉得我是不够格的。

我想我可以转向教学，教一些理论知识。2017年，我26岁，研究生毕业，签了海南一家民办专科当老师，就在我去机场的路上，我大伯出车祸去世了，我赶回家处理后事。暑假结束后，我再去这所学校，发现待遇比我想象得还低，再加上海南离家实在太远了，我最终还是拒绝了，又回到北京。

这时候我再找工作，发现情况有些严峻了。彼时已经过了毕业季，我不再拥有应届生身份，学历似乎一下子就不值钱了，很多公司开始看不上我了。

我找了一个月工作，最终入职一家小公司。后来我想，或许我颠沛流离的命运在这一刻就埋下了伏笔。

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半年多就离职了。也许是因为刚进社会，心气比较高，离职后，我去烟台待了一段时间，准备考博。其实我心里也没底，当时读博的限制已经收紧了，所以我又给自己找了个目标，就是减肥。7个月后，我果然没有申上博士，倒是成功减了60斤。



准备考博时，老范在烟台的出租屋里

那时候，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gap这个词汇并不流行，就算是换工作，也是从一个坑无缝衔接到另一个坑。与此同时，内卷的苗头也逐渐兴起。

2019年4月份，我再回到北京找工作，又短暂地在两个小公司总共待了一年，此时，我的简历已经很不好看了：有过空白期，待过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工作变动又频繁。面试时，我会收到很多质疑。就像《水浒传》里犯人脸上的刺印，简历上的工作经历就像一个印记，好像宣判了你有罪一般。

我找了两三个月工作，几乎都是面试后就没了下文。过程中，我面上三亚一个高中心理老师的岗位，也有了编制，但我恰巧在北京做了个鼻炎手术，来往复查十分麻烦，我又动摇了。

再加上那是所新学校，所有的课程规划都要我自己从头做，我有些犯怵。回头再看，这份工作其实是我所有的放弃的工作中最遗憾的，我很喜欢海边，尤其是三亚这个城市，那所学校里同事间的气氛也活跃融洽，很难得。

但那都是后话了。2020年下半年，我又回到了北京，继续漫长地求职。



老范在北京工作期间

12月份，我终于找到工作，在一家培养心理咨询师的公司做课程研发。

这是我待过最久的一家公司，待了两年多，一路做到研发部负责人兼董事长助理。直到我们办了场亏本的活动，明明各部门都通过了活动审批，所有的锅却都推到了我的头上。我对职场彻底失望了。

这年，我32岁了。我回头审视过往，发现人生漏洞百出。我的老同学们虽说没有大富大贵，但年薪也是二三十万，只有我的年薪还在十几万徘徊，我清楚地知道，如果继续打工，我的“身价”最高也就这些了。

于是，我再次来到烟台，一个我喜欢的海滨城市，我决定创业。



“出身普通家庭的人，逆天改命的概率是多少？”至少在我身上，已经得到阶段性的答案。

我出生在河北沧州的小县城，父母是卖海鲜的，从小摊做起，打拼了十几年，最终在县城开了家门面房，起名“光头强海鲜”——虽然我爸既不是光头，名字里也没有强字。

每天，我爸要深夜开车去黄骅进货，清晨到家，卖到中午吃完饭就要睡觉，两三个小时后再起来卖货。我妈则要整个白天都守在摊子前，摆摊收摊，中午的时候，她常常为了看摊儿就趴在摊位上睡觉，即便身后十几米的屋里就有床。我家那种卖海鲜的方式，纯属是熬时间，从身体里榨出一点点钱。

我在老家见过太多像我爸妈这样的人，他们粗糙的手和脸就像大地的裂缝。他们要躲避风雨，躲避城管，更要躲避一只叫生活重担的无形大手。小时候的我，一边同情他们，一边又想逃离这样的生活，而我能想到的方式只有学习。



小范和他的爸妈

但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欲望太过强烈，又或许我本身就是习惯焦虑的人，我的成绩反而越来越差。高一时的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是全校第8，但高考时，我的成绩只超过二本线5分。因为焦虑，再加上在一本书上看过“心理学”这个词，我铁了心要报这个专业，最终上了安徽师范大学的心理学专业。

好在大学时候，为了不挂科，我每个期末周都拼命临时抱佛脚，成绩还不错，获得保研的资格，进了北师大。但小镇做题家的后遗症也渐渐显露，我的英语太烂，英文文献对我来说像天书一般，再加上觉得科研和现实往往脱节，所以对科研的抵触心理越来越大，就觉得自己可能不是搞科研的料。



小范到大学报到时

前段时间，我的同学问我，如果让我归纳自己的幸福感，给人生的某些阶段打个分。我给刚毕业的我，打了8分。因为那时的我有了不错的学历，和一份光鲜的学校老师的工作。

思索下来，我人生其实有三个10分时刻。

一个是刚到烟台时，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写了一本10万字的小书。写完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有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觉。

另一个是我在烟台租了个办公室，准备把自己这么多年学到的和感兴趣的经验，做成一个心理相关的线上课程。我把微信所有消息都屏蔽掉，每天到公司就是写，写了25节课，20多万字。

我一个人做了课程研发所有流程的工作。从立项、写稿、拍摄、后期，最后上架去卖，整个流程全都走了一遍。那段时间，我仿佛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只专注做一件事，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爽。

虽然后来课程上线后，卖了不超过10单，且都是我认识的人。



老范在录制课程时的设备

还有一个10分时刻，是离开北京后，我以自己为原型写了本小说，

我听从父母的安排，回老家医院当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师。医院的工作非常无聊，我不需要面诊，不需要开药，每天就是让病人填表、测评、算分。我没有假期，月工资只有3000元，虽然我的年龄在科室里算大的，但地位身处底层。后来我就果断离职了。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这个人跳来跳去的，我也不想狡辩，只能说毕业多年，我的想法也越来越多，无聊的笼子无法再困住我。

在北京工作时，我也曾在父母的催促下和几个女孩相亲过，其中有在北京工作的，也有在老家的。每一次相亲都很无聊，两边父母在一起，互相介绍一下对方的基本条件，最后再以没有眼缘为理由体面告别。

后来年纪大了，相亲也少了。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积蓄，在相亲市场也就没有核心的竞争力。有人会觉得我硕士学历就该配怎样的女孩，比如说什么局长院长的闺女——当然这是极端举例法，其实真不是，相比于物质条件上的富足，我更看重她的家风，以及精神世界上的匹配。

我知道，家里人对于我的期待就是这样的，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结婚生子，再拿着不菲的退休金安稳退休。但我越来越厌烦这样的设定，我虽然恐惧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但我更恐惧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毕竟黑暗中我们偶尔还能看到点星光，无聊却是抹杀积极性最有力的武器。

于是我写下小说，书中的小人因为父母的反对而陷入痛苦，最后患上了精神病——我本来想把他写死的，后来一想太残酷了，还是把他写疯吧。

这本书没有出版，投稿杂志后也没有回复，但我依旧享受于这样的时刻。正是这些时刻，让我觉得自己不是空心的人，不是一个被家庭、被社会推着走的东西。



老范和父母视频通话时

严格来说，选择成为骑手的这一刻，在我心里只能打6分。当时有兴奋期待，也有很多的迷茫。我深知，送外卖只是权宜之计，我心里有个更深层次的目标，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作品——不论是视频、文字，亦或是其他形式。

10月份，我回了趟老家。恰逢我爸妈结婚35周年，我试着用过往的片段和影视素材拼凑出了我们家过去35年的经历，出乎意料的是，视频火了，两个平台的播放量加起来有近1000万。

说实话，那个视频脚本写得有些费劲。我发现人在面对自己的家庭时，情绪是很复杂的，特别容易只看到负面的视角，变得“歇斯底里”。最开始的几稿，我好像写着写着就开始宣泄自己家那些不如意的方面。后来我想，我不能只看到消极的一面，好比在原生家庭这个词出来之前，还有一个词叫童年。

最终我决定就用客观的视角，把我们家的故事讲清楚就可以了。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兄弟姐妹来捧场，让这个视频上了一把热门。

但我依旧不觉得这算是一部“作品”，它充其量只是对父母的一个“交代”，至于后面我会拍什么样的内容，还会送多久的外卖，我目前也不知道。

人生是充满变数的，去享受这种变化就好了。




每天晚上送外卖时，我特别喜欢走一条路。那条路在树林里面，弯弯曲曲的。我走了很多遍那条路，但我从来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左拐还是右拐。路很黑，我骑着我的小电动，开着前灯，就这么慢慢地拐来拐去。我知道，只要一直顺着那个方向，就肯定能走出去。

我享受着这条路，看着林子旁边还有条河，另一边是别墅区，我看着这一片的风景。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在探索的都是这样一条路，我不知道下一刻它拐向哪里，但我知道，出口的方向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