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钨铭:2025年12月中旬，中国海警舰艇连续多日进入钓鱼岛列屿（日本称钓鱼岛）周边海域，并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发生高强度对峙。 紧接着，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于东海实施“实弹对海打击演习”，并罕见公开模拟对岛屿目标的饱和打击画面。 这一连串行动，不仅让东京政界震动，也让日本战略圈再次意识到：战争不再是抽象推演，而是可能在毫无预警下爆发的现实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检视日本国防工业是否具备“撑过第一波冲击、支撑长期消耗”的能力，已不只是政策辩论，而是攸关国家生存的核心课题。 正如日本地经学研究所研究员井上麟太郎于2025年12月25日发表的分析所指出，当前东亚安全环境已不容许日本继续以“短期冲突”作为政策出发点 。

近年来，日本战略圈对于台湾有事的关注快速升高。 过去多数推演假设冲突将以短期决战收场，但随着乌克兰战争远超初期预期的持久化，以及中国防卫产业逐步转入战时体制的评估浮现，长期化的可能性已无法忽视。

中国大陆在飞弹生产设备与库存规模上的扩张，显示其不仅为短期作战做准备，也逐步累积长期消耗战的底气。 一旦北京方面在长期战中看到胜算，战争爆发的诱因反而可能升高。 在此背景下，单靠短期应变的防卫力配置，已难以构成有效吓阻。

因此，自卫队必须具备更长时间的继战能力，而这不仅是部队或弹药储备的问题，更直接指向一个关键前提，也就是国防工业能否在战火延续中持续支撑作战。

冷战时期，日本的继战能力设计，建立在美军将于数周至数月内来援的假设上。 然而，当情势已使这一前提出现明显裂痕。 无论在政治意愿或实际能力上，美国是否能如过往般提供即时且持续的支持，都必须重新检视。

在政治层面，美国国内对外承担的共识正逐渐收缩，美日利益重叠的范围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当美国优先成为政策导向时，日本获得全面支持的确定性自然下降。

在能力层面，美国自身的国防产业基础正承受压力，弹药与装备的生产能力无法支撑多线长期冲突。 无论是补充用导弹、水面舰艇，或战略运输能力，皆较冷战时期明显缩水。 这意味着，日本若仍将継战能力寄托于外援，风险将愈来愈高。

若无法完全依赖美国支持，日本势必强化自助能力。 然而，即便储备再多弹药，若缺乏持续补充与修复能力，终究会走向枯竭。 长期战争的本质，决定了国防工业本身即是战力的一部分。

近年的实战经验清楚显示，能否迅速进行紧急增产，直接影响战场态势。 以色列在遭受攻击后，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拦截导弹产量; 欧洲国家亦在俄乌战争中显著扩充炮弹生产。 这些案例显示，国防工业的弹性与反应速度，本身就是战略资产。

然而，这样的能力同时也使国防工业成为攻击目标。 战争一旦拉长，对手势必试图瘫痪生产基础。 因此，工业设施能否在攻击威胁下存活，已成为能否持久作战的前提条件。

从现况来看，日本的国防工业在紧急增产与抗风险能力上，仍显不足。 首先，平时即面临人力与设备投资瓶颈，使产业缺乏可立即动用的余裕产能。 在战时混乱与需求暴增的情境下，能否快速响应，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其次，在法律与制度层面，政府难以透过强制命令确保企业与员工持续运作。 即便强行纳入动员机制，在面临实际攻击风险时，也可能适得其反，削弱合作意愿。 因此，关键不在强制，而在于能否透过补偿与契约设计，降低企业承担的风险。

更严峻的是安全防护问题。 多数国防企业并未被列为优先防护设施，在导弹或特种作战威胁下，难以期待自卫队提供充分警戒。 分散、隐蔽与抗堪化措施长期未被纳入政策要求，使生产基础在有事时格外脆弱。

补根据井上麟太郎的分析，日本现行法律并未将国防企业纳入《自卫队法》第103条所规范的“业务从事命令”对象，意味着即使战时政府下令动员，企业与员工也可能依法拒绝配合。 此外，井上指出，国防工业的设施多数集中于本州与九州沿岸，距离中国大陆仅数百公里，几乎全数暴露于中程飞弹射程之内，这使得“生产设施能否存活”成为日本継战能力的最大变数之一。

地理条件进一步放大了上述问题。 日本主要造船与装备生产基地，距离中国导弹射程极近，难以透过国内分散来建立真正纵深。 在此情况下，单靠本土生产已不具现实性。

因此，与同盟国合作成为唯一可行的纵深化手段。 透过海外共同生产，不仅可分散风险，也能在战时保留持续供应的可能性。 将部分生产与维修能力配置于距离战区较远的国家，虽增加运输负担，却能显著降低遭受攻击的机率。

井上进一步建议，日本应积极推动与澳洲、英国等国的“现地建造”与“分散生产”合作模式，并将部分关键零组件的生产链延伸至东南亚与印度洋周边国家，以建立“可逆转的战时供应链”。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战略纵深，也能在平时强化与同盟国的产业互信与技术互通，为战时合作奠定制度与产能基础。

战争终究只能以现有的产业基础来进行，而非理想中的配置。 若日本仍将国防工业视为平时装备政策的附属品，而非战时継战能力的核心支柱，则在长期冲突下将难以承受压力。

未来的国防战略，必须正面定位国防工业在有事状态下的角色，从紧急增产、制度保障、防护设计到国际合作，进行整体性重构。 唯有如此，日本才能在战火真正来临时，不只是拥有装备，而是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