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11 月因“台湾有事”言论引发北京狂怒，日中关系陷入螺旋式恶化。为了报复，中国再度祭出惯用的经济重拳：禁止日本海鲜进口、发布旅游警示，甚至取消中日文化交流。

《经济学人》指出，中国操作这种“冷宫外交”（Doghouse Diplomacy）已长达 20 年，北京已练就一套“伤害最小化、威慑最大化”的经济胁迫术。尽管此举常导致目标国的民众反感，但中国精算后认为，即便背负“恶霸”骂名，只要能让其他国家在台湾议题等红线上“心存恐惧”，这笔交易就划得来。

高市早苗挺台的代价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11 月 7 日在国会上明确表示，若台海发生战争，极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自卫队将可依法介入台海局势。对北京而言，这不仅触碰了“台湾问题”这条绝对红线，考量到日本在二战期间作为残暴占领者的历史，日本的军事表态更被中国视为罪大恶极的挑衅。

中国随即展开报复，手段简单粗暴：切断日本海鲜进口、警告公民勿赴日旅游，并取消了日本的音乐会和电影发行。这种看似任性、甚至“自伤”的经济制裁，在外界看来缺乏风度，且高市早苗并未因此退缩，强硬立场反而巩固了她在日本国内的支持度。那这样的“冷宫外交”，究竟能达成什么目的呢？

“冷宫外交”是如何炼成的

《经济学人》指出，中国进行“冷宫外交”已有 20 年，足以看出一些成效：这些手段确实能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一位驻北京的资深外交官观察，重要的不是具体针对谁，而是“冷宫”本身的存在，迫使外国政府在处理中国的利益时必须小心翼翼。

从早期外国领袖因会见被北京视为“危险分裂主义者”的达赖喇嘛，而遭贸易报复。随著时间推移，中国开始针对更广泛的“罪行”实施经济惩罚，例如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 2010 年决定将和平奖颁给中国人权活动家刘晓波、2012 年与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以及 2016 年韩国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THAAD）遭“限韩令”报复，北京的“红线”范围不断扩大。

2025年9月28日，伦敦的抗议者手持雨伞、标语牌和旗帜，反对兴建中国大使馆、同时纪念香港雨伞运动。（美联社）

此外，中国通常不承认这是制裁，而是利用“检疫问题”或“系统故障”等借口，保留“合理的推诿空间”（plausible deniability），但制裁的时机和重点让人对其意图毫无疑问。2021 年，立陶宛因允许设立“台湾代表处”，打破了其他政府仅使用“台北”的惯例，导致立陶宛直接从中国海关系统中“被消失”，产品无法运往中国。2018 年，当加拿大应美国引渡要求、拘留一位华为的高管后，中国以安全为由，切断了加拿大油菜籽的出口。澳洲学者指出，自 2008 年以来，全球近 100 起“贸易武器化”案例中，约有四成是由中国发动。

2025年10月30日，外交部长林佳龙接见立陶宛前外交部部长蓝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率领的跨大西洋高阶访问团。（外交部提供）

杀鸡儆猴的威慑力

乍看之下，中国的制裁成效似乎只能打上问号——韩国没拆除飞弹防御系统；立陶宛也没撤掉台湾代表处、对中出口也逐渐恢复；日本更是得罪中国的“累犯”。

但《经济学人》指出，若将镜头拉远，中国的策略其实相当有效。在 2000 年代一系列报复后，各国领袖已鲜少敢公开会见达赖喇嘛，只允许低阶官员会见。多数国家也极力避免重蹈立陶宛覆辙，不敢在代表处名称使用“台湾”。近年来，中国进口封锁的另一个目标澳洲，也软化了对习近平政府的批评。

这套外交组合拳的高明之处在于成本极低，且部分目标国家对北京来说是可取代的。中国减少菲律宾香蕉进口，转头就买越南的；禁止赴日旅游，消费力只是转移到国内或其他国家。对中国自身经济伤害微乎其微，但对依赖中国市场的目标国企业却是重击。与美国总统川普不同，中国擅长运用经济筹码的“暗黑艺术”：基本目标是造成最小的自身伤害，并在国外产生清晰的爆炸半径。

2012年9月16日，在上海街头发生的反日示威，起因是中国不满日本意图将钓鱼台国有化。（美联社）

宁当恶霸也要画红线

这种霸凌行径的代价是中国的国际形象崩盘。韩国、加拿大、澳洲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居高不下，这限制了外国政府修复对中关系的空间。但北京显然认为，被视为“恶霸”是值得付出的代价。虽然吓跑了一些潜在的游客和投资者，但有助于让外国政府守规矩。 

在当前与日本的争端中，中国外交官正积极向各国宣扬其二战后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史观，任何支持台独的迹象都将面临最严重的后果。将日本打入冷宫，不仅是为了惩罚高市早苗，更是为了将“红线”画得又大又粗。中国赌的是，透过牺牲部分声誉与外资，能换取外国政府在核心利益上的顺从；而其他国家若敢越雷池一步，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