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12月5日，大埔宏福苑火灾已造成159人遇难，31人失联，是香港70余年来最惨重的火灾。灾难发生不到十天内，围绕着灾难原因、官方问责姿态、民间救灾安排等种种问题，特区政府和民间发生了种种分歧；而在中国内地舆论场，媒体的焦点又与香港本地传媒不尽相同。“WOMEN我们”最近发表的报道《香港大埔火灾：“真香港，已经没有了，只有真香港人”》记录了悲剧背后的种种暗流涌动，帮助读者理解过去十天发生的一切。
调查显示，灾难源于楼宇维修工程中的严重违规：易燃的发泡胶板与不达标的竹棚网导致火势极速蔓延，而其背后则揭露了“强制验楼计划”下，维修市场长期存在的围标、偷工减料、黑社会渗透及政府监管缺位等深层腐败。目前已有包括工程承建商在内的15人被捕，这场大火以惨痛的生命代价，撕开了香港老旧屋宇维修利益链条中由于缺乏监督而沦为敛财工具的黑幕。
在灾后“头七”的悼念与救援中，展现了香港社会在后国安法时代的复杂生态。一方面，民间义工展现出强大的自救能力与互助精神，试图填补官方救援的空白并承载公众悲痛；另一方面，当局以国安视角审视民间行动，将自发组织视为潜在的动乱因素，导致“关爱队”与独立义工发生冲突，甚至有学生因发起问责联署被捕。报道指出，在立法会选举临近的敏感时期，公权力对异见声音的压制导致实质性的问责变得艰难，这场灾难已从公共安全事故演变为一场关于真相权利、公民社会空间以及市民对制度信任危机的深刻博弈。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家被烧光的还有Neil。
火灾发生时，他与妻子去了附近的河边散步。但下午4点半回来的时候，他站在楼下，意识到自己身上只有手机、钱包和钥匙——几乎所有记忆和财产都留在了屋内。
31岁的年轻住户伟国在宏福苑长大，现在在旺角开一间杂货店。
他说，自己早先已意识到居屋存在的隐患。比如，老旧楼宇长期缺乏日常维护，而顶楼的消防报警系统，就算响起，也长时间无人问津。他说，很多老人用一生积攒的储蓄来购置房屋，这一场火让他们原本憧憬的退休生活在火光中化为泡影。
Chirs住在临近楼栋的4楼，回忆起大火的那一刻时，他的语速仍像被拉回现场：“我当时刚好下楼倒垃圾，突然闻到一股味道……不是普通烧焦味，像塑料跟木头一起烧。很呛，很辣，喉咙一下就不舒服。”
他顺着烟的方向抬头，看见高层的窗口反射出火光，烟从两栋楼的缝隙里挤出来，“像整栋楼被吸住一样”。几秒之后，楼上开始传来敲门声、玻璃碎裂声，还有住户压着嗓子的呼喊。他说，那种声音自己到现在都忘不了。有人拍门，有人喊着家人的名字，有人推开门又被冲出来的烟逼得退回来。
靠近小区的人行天桥上站满了人，烟味呛得许多人咳嗽。天桥下，双向四车道挤满了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警灯的红光照亮了湿漉漉的地面，沿着坡道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
宏福苑大火的最初起火点，至今仍没有正式的调查结论。
火灾发生后不久，在中国内地舆论场，竹棚架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并成为某种香港“生产力落后”的象征。然而，港人社交媒体很快出现各种以“竹子受委屈”为主题的梗图，还有人在悼词中直言，“应该被取代的，从来不是竹子”。
作为长期研究建筑安全的业内人士，中科监察主席、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建筑工程从业者的潘焯鸿，是最早抵达现场并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他在11月27日清晨8点赶到宏福苑附近时，大楼仍在猛烈燃烧。
他表示，起火点位于低层的建筑内凹角区域，该区域并无窗户，也没有发泡胶板。现场视频显示，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在6分钟时间内，火烧到至少8楼。如果网是阻燃的，那么火不会这么大、这么快。”他认为问题在棚网上。
潘焯鸿称，在火灾前的15个月里，他曾多次向政府部门示警，提供检举材料，指宏福苑的外墙防护网和棚架设置存在高风险。
火警钟没有响这一事实，也在灾后逐渐被确认。
69岁的吉栋和妻子还有两个儿子长期生活在宏福苑。楼宇的狭小空间设计，让每户平均三至四口人居住在不足60平米的房子里，家具、日用品紧凑排列，生活被压缩到极致。
他记得，房屋开始修缮后，窗外被绿色棚网和发泡胶遮挡，在长达一年半的维修工程期间，住户被迫生活在阴暗、潮湿、闷热的环境中。但据他回忆，物业管理处一直没有给出明确回应。
不过，材料是否易燃并不能解释火势为何能在数分钟内爬升到8层楼高。陈峰强调，发泡胶板虽危险，但火势覆盖整栋楼的速度“难以仅由一种材料造成”。他认为，不能排除竹棚架、棚网和发泡胶彼此形成了组合效应，从而加剧火势升级。
围绕棚网的争议因此成为另一条关键线索。在香港，棚网作为施工安全防护材料，分为普通型和阻燃型，后者成本更高，主要用于包覆脚手架。根据劳工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阻燃网需符合多个国家标准，且必须在燃烧试验中保证“续燃和阴燃时间不超过4秒”。
然而，宏福苑居民早在火灾前就对棚网提出过质疑。
2024年9月，潘焯鸿团队让居民自发从八座楼宇外围网中抽取样本进行自行燃烧实验，结果显示材料不仅能完全燃烧，还会滴落熔融物。他向劳工处、屋宇署和消防处投诉，但2024年10月4日收到的回复却称，“安全条例未涵盖棚网的阻燃要求”。在他看来，这是对标准的误读。直至12月4日，劳工处才澄清并表示会调查。
潘焯鸿也向“WOMEN我们”指出，2020年后，香港由于《国安法》的实施，导致政府内部监管也出现混乱，存在各种利益链条，滋生出地下灰色交易和贪腐。于是，房屋修缮成为大家锚定的一个“大生意”。
他同样提到，楼宇维修工程中利益复杂，顾问公司可能渗透到业主立案法团，主导维修方案和招标，其中还会有“黑社会”（或涉及帮会组织）介入，已然成为长久存续的商业模式。据其了解，宏业公司唯一股东也可能有黑社会背景。
调查记者W曾采访过一名黑社会人士，对方直言：围标已经“好揾过贩毒”（比贩毒都赚钱），以前亲友问自己做哪行都难以启齿，现在可以理直气壮说是工程界，万一出事也只是坐牢两三年，“个个都争着入行”。W在调查过程中接触的18名业内人士、包括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全部都“睁眼说瞎话”否认维修巿场有围标，“围标问题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潘焯鸿因介入宏福苑及周边金穗苑等屋苑维权事件，不论是自己或是家人都有被威胁的情况。他也请过黑社会成员保护自己。潘本是公共工程分包商，但自2015年开始，他多次举报政府工程质量问题，导致自己的公司不再有机会承包政府工程，还因此官非不断、个人财务遭遇困境。他曾经加入公民党、自由党等不同阵营，选举议员、区议员，然而以失败告终。
“棚网也只是今次灾难的表面原因，香港面对的是一个针对小业主的有系统犯罪，加上政策配合，巿民根本无路可逃。”W写道。
这种无力感在宏福苑受灾居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悲壮。路透社拍摄的一张受灾黄先生在火场外为受困家中妻子悲恸呐喊的照片，受到全球关注。而12月3日其儿子主动接受路透社采访，更透露父亲退休前是大厦维修的工地主管，持有注册电工及注册水喉工资格。他一直担心宏福苑维修工程安全风险，曾经拆掉房间窗户外的发泡胶，改装阻燃塑料薄膜，还定期向窗外的棚网淋水，“即使知道风险，不管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事故发生。”
“关爱队”全名“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被内地网友类比为中国的“朝阳大妈”。它由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设立，旨在凝聚社区资源和力量，支援政府地区工作和加强地区网络。关爱队和政府以协议形式合作，大约以2年为一期，期间由政府提供部分资源。目前全港18区总共有455支关爱队，而其中大量由建制派大党民建联的外围社区网络承办。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刊物曾在今年年初发表调查报道，批评“关爱队”绩效指标无从查实，有“打卡”之嫌，且提交政府的工作和财务报告不公开，无从监督，后遭港府反驳，还有建制社交媒体群组发起投诉。
关爱队还被指与选举有千丝万缕关联。国安法实施后，为落实“爱国者治港”，2023年区议会选举改制，直选席位大幅减少至三分之一，代以间接选举或任命产生。虽然官方强调，不可将关爱队资源用于选举等，但当年区议会选举中，大埔八成参选人任关爱队成员，多人曾借关爱队派物资活动等宣传。
目前成为舆论众矢之的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也是“广福及宝湖”区域关爱队队长。她长期连任区议员被批“世袭”，仅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背景下，输给过民主派参选者落选。近期她更是饱受民众质疑，她曾任上届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顾问，大维修工程招标期间，业主组成“宏福苑关注组”发起改选法团时，她亲自下场收“授权票”干预业主选举，让改选初次尝试挫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