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大翻译运动”中暴露出的极端言论并不能代表全体中文使用者，但在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下，这些极端的言论本质上代表了中国宣传部门在俄乌战争中的对内立场，和宣传方向期望人们相信的舆论环境。

大翻译运动中暴露出的极端言论并不能代表全体中文使用者，但在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下，这些极端的言论本质上代表了中国宣传部门在俄乌战争中的对内立场，和宣传方向期望人们相信的舆论环境。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大翻译运动”能否对抗大外宣：持不同政见者的一场去中心化网络行动》，作者昌西认为，比起拥有公共财政支持，并组织严密、目标明确，利用社交媒体、电视、电台、报纸等全方位媒介的宣传机器，“大翻译运动”的规模与影响力恐怕无法与之比拟。与其说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如说这是一种来自于持不同政见者的低成本反抗行动：他们并不能够阻止中国政府“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方针，但是正在通过零散的努力对这个耗资巨大的宣传计划制造麻烦。

　　文章说，被“大翻译运动”曝光的言论虽然极端，但这些在中国互联网平台当中的言论，实际上是中国网信部门在审查反战言论，以及纵容“反美”、“反西方”言论策略实施后的一种现象。大翻译运动中暴露出的极端言论并不能代表全体中文使用者，但在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下，这些极端的言论本质上代表了中国宣传部门在俄乌战争中的对内立场，和宣传方向期望人们相信的舆论环境。

习近平搞不明白该玩什么游戏

　　《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习近平、普京和川普：三个强人傻瓜》，作者弗里德曼说，谁都知道民主国家如今遇到了问题，但它们仍拥有专制国家所缺乏的东西——比如改变路线的能力（通常是靠更换领导人完成），以及在采取行动之前公开审议和辩论不同观点的能力。在这个科技与气候变化都持续加速的年代，这些特质也尤为珍贵。普京和习近平都年近七旬，随着他们越来越老且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决策能力越来越强的可能性是极低的。正如我们清楚所见，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表现堪称一个生动活现、耳目昭彰的宣传广告，证明了一个相信自己不可或缺且永远正确的终身总统是多么危险。

　　作者认为，外交政策中最陈词滥调的说法之一已被视作无稽之谈，即中俄领导人无比精明，总像国际象棋大师一样玩博弈游戏，而对外策略乏味简单的愚蠢美国人只知道如何下跳棋。实际上，普京可不是在下国际象棋，而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而且他气数已尽，直接给俄罗斯经济的心脏打出一个洞。习近平则似乎动弹不得，搞不明白该玩什么游戏，因为他内心想要对抗西方，但头脑却告诉他承受不起这么做的后果。因此，面对“二战”以来欧洲遭遇的最严重战争罪行，中国保持了中立。

　　与此同时，角落里“瞌睡乔”一直在玩乐高——有条不紊地迭加一个又一个因共同价值观和威胁而团结的盟友，建立了一个稳固的联盟来应对这场危机。简而言之，至少在目前，权力定期更替的混乱民主国家在谋略上胜过了终身领袖，后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扼杀所有异见来源。

拜登正在“慢死”中国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鸡同鸭讲了什么──白话“拜习通话”的战略博弈》，作者宋国诚说，尽管中国有句古谚：“疆场相侵，互有胜负，徒损兵粮，无益大计”，但中国基于“面子”，必须摆出毫不畏惧美国经济制裁的姿态，何况这些制裁并不妨碍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竞争，特别是中国也不会认

　　真预估遭受制裁之后的损失。许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依赖性与互存度，将大大降低中美之间的对抗，但对中国而言，经济永远服务于政治，民生永远低于国家安全。换言之，不管在经济上如何相互依存，即使在经济制裁的威逼之下，中国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追求自己的战略利益，尽管所谓战略利益更多的是来自对国际情势的误判。

　　作者说，既然中国如此“顽石不点头”，铁锤打不碎，那就采取“滴水穿石”、“积水生锈”的策略。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已经改变，不再采取硬碰硬的军事对抗，不再采取外交劝说、浪费口水，反而采取毛泽东“引蛇出洞”的策略，或者叫“阳光策略”，让阳光穿透中国暗黑的心房，采取“寄绝望于习近平”，让中国自暴原形、素颜献丑。美国正是利用一场“通话”，塑造了中国“世界公敌”和“假人道主义”的形象，暴露其无力承担国际重任的本质，然后再以一种温水煮蛙、渐进勒脖、缺氧窒息的策略，来“慢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