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19大的消息，依旧像以往各次大会那样，从各路小道上传播开来。这种黑箱政治独有的现象，每逢中国决策重要问题时，总是不出意外地出现。

　　实际上，19大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无非两个：就是什么人的问题和走什么路的问题。什么人的问题，就是什么人会进入到中央最高决策层；走什么路的问题，就是这些进入到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人，将要把中国带往何方。

　　现时有关什么人的各个版本充斥坊间。这些出处不一、大同小异的名单，总有中彩的可能性。但是，人们关心什么人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因为关心走什么路的问题。如果未来之路已然确定，什么人的问题也就失去了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讲，19大的什么人的问题的重要性，已非具有往常党代会那样的分量。这是因为，什么人的问题，除了确定的习李以外，其余无论什么人，都无法、也无力决定走什么路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19大无疑将从决策体制上确立中共党首——无论怎样称呼——在最高决策层的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决定权。这样的最高决策体制，等于从程序上排除了不论其他什么人在决策上改变党首决策内容的可能性，这就像文革前毛泽东在党内最高决策层定于一尊的地位一样。

　　由此再看走什么路的问题，就无疑要清晰得多。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19大之后，中国所走之路只能是此前五年所走之路的继续，而不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向问题。那种在解决了什么人的问题后，中国政治有可能变向之说；中共党首聚拢权力之后将强制走向政治改革之说，也都将在19大后再次为政治发展的常识所教训。

　　把政治发展的其他可能性，挂上敌对性的意识形态标签，这实际上等同于堵死了走其他政治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社会治理和政治发展的经验，就只能来自意识形态正确时候的历史。而这种经验来源的单一性，是政治开放性被挤出的基本原因。正是这些源自意识形态正确的历史经验，加上为最近30余年经济绩效所附加的"自信"，其实已经也为今后五年确定了政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