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保险公司必须持有足够的资本，以应对200年一遇的极端事件。

当欧洲各国考虑采取单方面行动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时，它们应当考虑采取一个简单的举措：暂停那些正在损害本国经济、并在当前对峙中无意中增强伊朗实力的保险法规。

通过削减“偿付能力II”保险监管框架中存在缺陷的条款，欧洲领导人不仅能为美国与德黑兰的谈判提供必要支持，还将迈出消除欧洲经济中这一有害繁文缛节的第一步。

《偿付能力II》由欧盟官僚制定，并于2014年经欧洲议会批准，是推动英国“脱欧”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脱欧”后的历届政府却几乎未对其进行任何修改。该法规规定了繁琐且不切实际的资本要求，导致欧盟和英国境内包括航运在内的多项关键经济活动的保险成本大幅上升。当与伊朗的冲突爆发时，这些僵化的规定限制了为穿越海峡的船舶提供保险的能力，即使敌对行动平息，也可能使该航道的商业航运陷入困境。

欧洲专业从事海运保险的保险公司——包括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的成员（该保险市场200多年来一直为战区的商船提供战争风险保险）——一直对《偿付能力II》（Solvency II）的“风险价值”（VaR）规则感到困惑。这是一项复杂的计算公式，要求保险公司持有足够的资本，以99.5%的置信度抵御一次 200年一遇的极端事件——该事件可能导致公司破产。

专家们认为200年的时间跨度极具主观性且适得其反，因为这阻碍了公司将资本用于降低实际的长期和短期风险。英国精算师协会（Institute and Faculty of Actuaries）的一份报告指出：“考虑到人类60至80年的生活记忆和20至40年的工作记忆，200年一遇的概率已超出了合理可预见的范围。”

当今的战争风险保险公司凭借40年的行业经验积累了丰富阅历，并能运用这些知识相当准确地对风险进行定价。在20世纪80年代持续多年的两伊油轮战争期间，交战双方在波斯湾袭击了400多艘商船。保险费率确实飙升了五倍之多，以反映风险的增加，但“贸易仍在继续，因为战争风险保险本身并未完全退出市场，”金融评论员、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委员会前官员阿迪蒂亚·辛哈指出。

相比之下，2月下旬“史诗狂怒行动”启动后仅数小时，承保商便开始取消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保单，导致随后几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锐减。鉴于这一情况发生在伊朗政府3月4日宣布关闭海峡之前，许多观察人士将“偿付能力II”视为导致保单取消的主要动因。

不遵守《偿付能力II》规定将给保险公司带来诸多严重后果，包括巨额罚款和丧失经营许可。正如辛哈所指出的，“欧洲保险监管……实际上鼓励了退出”，因为“随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加剧，资本充足率要求也随之提高，因此对企业而言，与其一边缓慢增加准备金一边承担风险，不如选择退出更为合理。”

5月8日，霍尔木兹海峡上的船只。（路透社）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投资策略师吉姆·比安科也指出，《偿付能力II》非但未能预防全球危机，反倒助长了危机，这颇具讽刺意味。正如他所指出的，尽管《偿付能力II》“旨在通过实施严格的资本标准来防止保险业内的金融危机……但通过迫使保险公司退出其本应提供的承保范围——即战争风险和政治风险保障——这些规定反而可能引发一场范围更广的经济危机。”

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事件中，《偿付能力II》发挥的作用，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公允价值会计”规定所起的作用如出一辙。当时，美国的会计法规迫使银行在账面上对抵押贷款计提的损失额高于实际损失，从而引发了连锁的系统性损失。正如我在2008年所写：“这些基于会计准则的减记，可能危及资产负债表和偿付能力——就像蔓延的传染病一样。”

在此情况下，这种“传染”可能是由伊朗观察到最初因《偿付能力II》而导致未投保船只撤离海峡，进而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封锁该航道所引发的。只要这些欧洲保险法规依然存在，它们就可能继续削弱美国及其盟国为从伊朗手中夺回海峡控制权、恢复航运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因为目前尚不清楚保险公司在何种情形和时间框架下能够满足这一不切实际的“200年一遇”资本缓冲要求。

正因如此，负责执行《偿付能力II》的欧盟和英国监管机构必须立即减轻压在船舶及其保险公司身上的监管负担。他们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延长筹集必要资本的期限，豁免船舶保险公司因未遵守资本规则而面临的处罚，并为所有保险行业永久性解除《偿付能力II》的监管约束铺平道路。

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可能需要采取许多审慎的战略举措来应对伊朗政权。然而，要使该海域的航运真正井然有序，欧洲必须解除其沉重的监管桅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