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8日，居住在苏联滨海州首府海参崴的中国人，集体陷入了巨大恐慌。

　　他们被苏联政府组织的抓捕队自大街上、自公交车中，甚至自住宅里直接带走。抓捕过程没有公文，没有审问，也不区分妇女、儿童与老人。

　　这是一场针对远东地区所有中国人的大型清洗运动。抓捕行动始于1937年底，抓抓停停，松松紧紧，已持续了四个月之久。1938年3月28日这次抓捕规模最大，也是清洗运动的尾声。3月29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在给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电报中，如此描述此次抓捕：

　　“街口满布岗位，挨户搜索，鲜有能幸免，……侨民欲逃领馆暂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无一侨民来馆，街市亦告绝迹，殆已一网打尽，侨民何辜遭此荼毒。”

　　苏方之所以要切断华人进入领事馆的道路，是因为之前的抓捕行动中，国民政府驻海参崴、伯力等地的领事馆庇护难民，妨碍了苏方的清洗计划。如驻伯力领事馆抗议苏方滥捕并刑讯逼供，强调经领事馆调查，许多被捕之人拥有合法入境身份，且有正式工作，根本不是苏方宣称的所谓“间谍”。驻海参崴领事馆则在1938年2月份收容了上千名躲避抓捕、寻求庇护的中国人。

　　再无一名中国人能够进入中国驻海参崴领事馆寻求庇护，意味着清洗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其中便包括海参崴。不过，国土沦丧后，仍有相当数量中国人在远东地区谋生。1897年约有4万余人，其中海参崴所在滨海州最多，约3万人。1910年，远东地区的旅居中国人超过了11万，一战前夕增至20-25万。苏俄政权建立后，许多中国人选择离开。1926年，整个远东地区约有6.5万名中国人。此后，因为苏联政府的各种不友好政策，远东地区中国人数量持续减少。至1937年，也就是“大清洗运动”前夕，远东地区尚有约2.5万名中国人。（参见尹广明《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 1937—1938)》）

　　1938年3月31日，大清洗运动“圆满完成”。中国人自此从海参崴、从整个苏联远东地区彻底消失。

　　这些消失的中国人去了哪里？

　　目前可知的是：一部分被抓捕后，获得国民政府营救，被集中遣返转移到了新疆（自海参崴沿海路南下的通道已被日军切断）。据代理海参崴总领事耿匡1939年1月26日给国民政府的报告，海参崴有8025名中国人被集中遣返，伯利有3004名，布拉哥有1815名，合计12844人。此外还有约1500名中国人在长达四个月的恐怖抓捕运动期间自行回国。

　　也就是说，如果按1937年远东地区有2.5万名中国人来统计，还有约1万名中国人在这场大清洗运动中行踪不明。这些人中，一部分死于监狱刑讯逼供，一部分被苏联政府当成所谓“间谍”枪毙，如1900年出生的高攀英（音译）在海参崴做俱乐部服务员，被指控为日本情报机构工作，判处死刑；1892年出生的高云清（音译）在海参崴做饭店服务员，被指控参加恐怖活动，判处死刑。大部分则被苏联政府送入了集中营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且最终死在了那里。

　　俄国作家、古拉格集中营囚犯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有回忆录《并非虚构》。其中便提到了一群1938年大清洗运动里的中国受害者。他写道：

　　“1938年11月，又从远东赶来270个中国人到我们的集中营。这些人是满洲居民。他们戴着大大的狼皮帽子，穿着长长的皮袄，脚上是那种很特别的棉靴。……他们以“非法越境”罪被判８年徒刑，遣送集中营。这里的头儿安排他们去扛大木。他们要在深深的雪中从林场把原木运到路上。根据原木的体积六、八或十人一组扛运。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只有一个心思，快点卸下这压死人的东西。这样的重量，任何人都挺不过一个星期以上。中国人就这样日复一日默默地干着……到1939年2月，中国人死亡269人，只剩下1名在厨房做饭的伙夫。”（转引自张宗海《谬种流传的“黄祸” 论———中国人难以在俄罗斯立足的历史根源》）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已无法知晓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年龄和籍贯，也无法知晓他们在集中营里具体遭遇了什么——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因抗击日军侵略而焦头烂额，既无力、也无暇向苏联问责。苏联政府亦料准了国民政府无法放弃苏联援助，故在整个交涉过程中始终持蛮横态度。于是，这约一万名原本安安静静生活在海参崴、伯力等地的中国人，便成了历史上无名无姓的失踪者。

　　这段历史，也长期处于失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