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川普曾多次把辉瑞等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吹嘘成自己的“功绩”，并借此再次煽动美国社会的反华情绪——“那些所谓的伟大历史学家们，你们一定要铭记，这些将能终结‘中国瘟疫’的伟大发现，都是在我监督下产生的”，他曾在推特上这样写道。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真相是：倘若没有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努力，辉瑞、莫德纳等新冠疫苗的研发或许不会这么顺利。

　　这名中国科学家名叫王年爽，目前在美国从事研究。他设计的通过添加两个脯氨酸突变稳定冠状病毒刺突蛋白（S-2P），为mRNA疫苗的精确设计提供了重要结构生物学基础，而这一技术如今也被广泛应用在了包括辉瑞、强生、莫德纳、诺瓦瓦克斯等多家公司的新冠疫苗研发中，未来还可能应用在更多疫苗的开发中。

　　“简单来说，就是这一设计可以成功稳定冠状病毒表面的 S 蛋白构象，那么更多有用的抗体蛋白就可以结合到S蛋白上，疫苗才会更加有效。”王年爽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介绍。而这一技术也被很多疫苗业内人士称赞为决定许多新冠疫苗研发取得成功的一款重要的“黑科技”。

　　王年爽最初开始研究冠状病毒是在 2013 年，当时他还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2 年 9 月，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MERS）疫情爆发，致死率 50% 以上，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这引发了我和当时的导师王新泉教授的强烈兴趣，于是我们开始研究MERS病毒入侵细胞的机制，并筛选出针对MERS病毒RBD具有高效中和能力的抗体。”王年爽告诉记者，而这也为后来他在美国的继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2014年，从清华毕业的王年爽加入了美国科学家杰森·麦克莱伦在达特茅斯学院新成立的实验室，实验室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和美国国家卫生院（NIH）的疫苗研发中心合作，开发针对新发冠状病毒的疫苗，而王年爽的任务是找到能够稳定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方法，这也是疫苗研发的关键靶点。

　　研究的过程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辛：因为此前完全没有相关的研究可参照，王年爽一开始连路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都不知道。“当时世界对冠状病毒的重视程度还不是很高，研究很不深入，许多关键问题没有得到解释。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对艾滋病和流感的药物和疫苗开发具有更高的价值，所以我当时的选择是一个很冷门的方向。”

　　王年爽告诉《环球时报》，整个研究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他前后摸索尝试了 500 多个质粒的构建和表达，用尽了各种手段。但尽管压力巨大，他却从未有一刻想放弃。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在经历了试验成功的万分激动后，这份极具奠基性意义的成果在当时却没有收到事前期待的青睐——5份全球顶级权威期刊竟然拒绝了他的论文发表。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当时SARS和MERS病毒都已销声匿迹，这个方向太冷门了。但王年爽仍然认为，冠状病毒既然在过去十几年中已经暴发了两次，那未来依然可能再度暴发，它可能成为人类现实存在的长期威胁，“我们需要一种奠基性的技术，能有效防止这种病毒的再次暴发，这是我从2013年起就一直想做的事情。”

　　2019年底新冠疫情的暴发证实了王年爽此前的担忧和考虑。在2020年1月拿到新冠病毒序列后，王年爽和他的同事们迅速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研究，2月就以最快速度解析出了稳定化的新冠病毒S蛋白结构，这也为此后新冠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的开发提供了关键信息，并被迅速应用到辉瑞、莫德纳、强生等药企的疫苗试验中。

　　换句话说，辉瑞等药企的疫苗之所以可以在一年内就研发成功并得到批准，也是建立在王年爽等科学家此前数年的辛勤研究之上的。然而，在过去一年中，在麦卡锡主义不断抬头的美国，前总统川普却不止一次接疫情煽动对中国和华人的仇恨，并指控“中国间谍偷窃美国新冠疫苗研发的关键数据”。这一政治化的举动一度让王年爽非常愤怒。

　　“记得有一段时间，美国政府不断污蔑中国通过驻休斯敦领馆偷窃技术，当时我人就在奥斯汀，距离很近，而我所在的大学也发邮件说FBI在调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些指控简直是不可思议，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但当时我还是很有压力的，因为那时在得州做疫苗的华人，业内最知名的就是我，而我完全不知道川普政府到底能干出什么没有下限事情来。”王年爽对记者回忆道，当时几名华人教授已给自己打电话，建议他提前找律师，以备万一。幸运的是，最后这个所谓的“调查”不了了之。

　　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中，王年爽曾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密切合作过。在他眼中，在疫苗研发领域不应有怀疑和对抗，国际合作才是必须的道路，“只有强强联合，才是最好的”。

　　他认为，中国是疫苗大国，也是行业发展最快的国家，尽管在新技术疫苗上还和美国、德国等最发达的国家有一定差距，但mRNA、病毒载体等疫苗的新技术路线也已建立，倘若未来可在基础研发领域持续投入，中国整体的疫苗技术有望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也会更有信心参与国际竞争。

　　在王年爽看来，这次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的疫苗或许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认可，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信任度会得到很大提升。而他也很希望未来有合适的时机，在自己也有更好的积累时回到中国，参与到中国生物医药的产业化的进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