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希尔：“更长的电报”无法应对中国挑战

　　近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载本文探讨美国个别人炮制的美国对华策略报告。作者在文中指出了该报告的重大缺陷，并提出中美两国在新世纪有可能做到相互理解，特别是指出美国应当思考：掌握全球和地区主导权是否应被定义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文中阐述的是作者个人观点，观察者网翻译本文谨供读者参考。

　　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未来执行方式进行“解释性分析”。在两位大使交接期间暂时负责大使馆事务的代办乔治·凯南以后来被称为“长电报”的报告进行回应，这是一份5000字的苏联战略思想综述，凯南还在报告中提出了美国的应对战略。这封电报以及他在1947年7月匿名表述的观点文章（在《外交事务》杂志上以“X”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使其成为著名的“遏制”苏联派学者。

　　上周（1月28日），“一位前政府高官”怀着“提供类似持久和可操作应对中国方法”的愿望——而且据报道他还拥有“与中国打交道的深厚专业知识和经验”——试图复制凯南的壮举，（通过大西洋理事会）匿名发表了《更长的电报：美国应对中国的新战略》。这篇文章的“行动纲要”几乎和凯南原版的“长电报”一样长。这份新文件在几个方面成功重复了凯南的工作。文章提出的警告没错，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挑战，华盛顿迫切需要一个全面并获得两党支持的国家战略来应对这一挑战。但它对问题的判断并不准确，它提出的策略也没有凯南的那么现实。

　　从加分项看，在“更长的电报”中的确有一些关键部分在分析和对策方面具有可观的针对性。诚然，“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战后获得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导地位构成了最重大挑战。”这份文件全面概述了北京的战略重点。这些重点事项首先是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权，但也包括维持国内稳定和繁荣，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大中国的外部安全、财富、权力和影响力。北京最终寻求的是一个“更符合中国利益和价值观”以及“更多极、更少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该文件提供了一份同样全面的清单，说明了中国在追求这一目标过程中具有的战略优势和弱点。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近日刊载本文
　　作者对北京的战略进行了概括，指出中国强调相对实力的计算；强调邓小平在冷战结束时教导中国要“韬光养晦”到战略条件对其有利时；并强调北京在过去十年，基于其对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评估，已开始抓住机会超越这一阶段。这份报告列出了北京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目的是充分利用其财富和权力为己谋利并扩大其影响力。

　　该报告同样全面地讨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要求和组成部分。它必须是“一体化的，两党合作的……持续执行，全面且多层次的……要在国家、双边、地区、多变和全球层面执行。”这将要求华盛顿“建立国家机制，在国会高级领导层的全力支持下，在所有美国机构中制定、商定和实施这一战略。”

　　作者指出，美国战略的目标将是“产生最大的杠杆作用，使中国的战略决策和行为发生实质性变化”，以及“使北京发生可衡量的政策转向，迫使该政权遵守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原则”。这一战略将需要动员“美国力量的四大支柱”：美国军队、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美国在全球的技术领导地位以及民主和法治价值观。报告强调，执行这一战略还需要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充分协调，但作者承认，这将极具挑战性，因为国际社会对如何最好地应对北京和“中国市场的经济吸引力”看法不一，“谈到未来联盟能否团结应对中国挑战，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力本身就是最大的结构性挑战。”

　　这份“更长的电报”概述了建议实施的美国未来战略的关键要素。这包括一份“重大国家安全关切”清单，内容包括军备控制、网络安全、“军事或经济交锋”以及“反人类罪”，华盛顿必须在这些方面持续对北京施压。文章还详细说明了许多“已公布的战略竞争领域”，在这些领域，美国必须做好准备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外交影响力、经济机会，并比拼军事实力。

　　此外，作者还推荐了一份“简短、重点突出、可执行”的“红线”清单，华盛顿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中国越过这些红线”，而且必须“通过高级别外交渠道明确传达给北京”。不难预料，这份清单肯定包括中国使用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攻击美国或其盟友，以及中国攻击台湾地区或攻击“保卫日本主权的日本军队”；但也包括“中国为进一步收回岛屿并使其军事化而在南中国海采取的任何重大敌对行动，对其它主权声索国动用武力，或者阻碍美国和盟国海上力量的自由航行”。

　　这份调查美中竞争领域的报告还承认了，美中在气候变化、全球经济、疫情、核军备控制、朝鲜核武等领域有合作的机会并有一定好处。

　　或许最重要的是，报告充分承认，美国与中国竞争的首要前提是重建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者强调，华盛顿有必要在国家基础设施、理工科教育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再投资；并直面“美国的长期预算轨迹问题”和“政治体系、制度以及文化中目前普遍存在的严重分歧”。如果美国及其盟友“能使自己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之家整洁有序”，那它们就能应对中国模式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并正如作者所观察到的，“愿最好的一方获胜”。

　　尽管“更长的电报”有合理和值得称赞的内容，但是，这份文件包含了一些有问题的分析判断和政策建议，这些都导致其无法与凯南1946年的前作相提并论。

　　这份文件对这场竞赛里中国一方的分析有两个根本性缺陷。第一，尽管北京的战略意图和野心是广泛的、全球性的，但作者还是夸大了这些意图和野心。中国正在寻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全球财富、权力和影响力，以及其治理和发展模式相对于美国的吸引力，并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追求这些目标。但中国并不是在寻求“摧毁自由主义价值观”、“以专制资本主义取代民主资本主义并使其成为发展中国家公认的准则”和“成为全球新秩序的中心”。中国政府会勉强同意与民主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并满足于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而不是单独“领导”世界秩序。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几乎可以确认，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威权主义世界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将是不可持续和适得其反的。

　　这份报告在分析中国时犯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是其对中国领导人过于关注。

　　这份文件对这场竞赛里美国一方的分析也有两个根本性缺陷。第一个是对该战略“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的描述：“使中国的精英领导层得出集体共识，中国继续在美国领导的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运作，而不是另起炉灶建立一个对立的秩序，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如果中国共产党希望继续在国内执政，那它不去扩张领土或向别国输出其政治模式将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利益。”

　　这一目标是很有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它建立在先前已经指出了的无效前提之上，包括中国寻求“建立一个敌对秩序”的假设。如果中共领导人“希望在国内继续掌权”，华盛顿也不可能告诉他们什么做法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这个“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的关键缺陷是，它几乎肯定夸大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和高估了美国影响中国行为和决策的能力。这一潜在误判也使人质疑作者提议传达给北京的美国“红线”具有怎样的可信度和可执行性。

　　报告中提出的美国战略还有第二个根本缺陷，即对美国根本利益的定义。该文件明确申明：“美国的核心目标必须是确保美国在未来世纪仍占有全球和地区的战略主导权”，因为“美国领导层仍然是维持、加强和必要时创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唯一可靠基础”。报告作者还具体指出，这必须包括“保持美国相对任何对手的全球常规军事优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常规军事优势……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美国在所有主要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和]美国自1945年以来建立的以现行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相关多边体系。”

　　这里的问题是，这些表述如果不是已经过时的话，其中大部分在客观上也是不可持续的。很不幸，美国已不再占有“全球和地区战略主导权”，因为全球力量平衡的历史性转变早在川普上台前就出现了，并在川普执政时期大大加快了。而“美国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目前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至少没有在美国领导下发挥作用。华盛顿当然有可能恢复和重振其国际领导权，拜登政府无疑也应该这样做。但是，美国的全球和地区主导权可能已经丧失了，因此这可能不应被定义为核心利益。

　　相反，美国未来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将是如何找到并适应其在冷战后世界中的地位。这将要求美国认真思考自己是否有可能在“未来一个世纪”保持其全球军事、经济和技术主导权，或者美国是否有必要重新调整自己的野心和对真正核心利益的定义。作者断言，华盛顿必须保持“对美国能够而且必将获胜的信心，在一个仍然开放、竞争的国际环境中，美国的基本实力和价值观仍然是发挥作用的有力手段。”对美国实力和价值观抱有信心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但50年来，美国人第一次需要审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美国可能并不总是和在任何地方都有“发挥作用的有力手段”。

　　这份“更长的电报”在最后总结了衡量其战略成功与否的标准：“到本世纪中叶，美国及其主要盟国在所有主要权力领域都继续主导地区和全球力量平衡；阻止中国武力夺取台湾，使其无法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去实现其地区目标；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得到巩固、加强和扩大，击退当前日益增长的不自由主义倾向。这一设想的某些部分极有可能实现，比如和平解决台湾争端。但其它部分则有一种“回到未来”的感觉，似乎不大可能实现。或许现在是时候去探讨其它选项和成功标准了，包括与中国相互理解的可能性。